早期茶文化与宗教发展的内在关系

中国的茶文化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基础。可以说，没有这一基础，茶无以形成文化。宗教最基本的是儒禅道三教。尽管儒是否成为教仍属争论之列，但儒所具有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性的道德功能则是无可争辨的；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就指出儒是道德性与宗教性之存在。因而本文将儒列入三教之中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离开了儒来谈宗教与中国茶文化是不够公平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道教与茶文化的渊源关系虽是人们谈论最少的，但实质上是最为久远而深刻的。道家的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观念的源头。所谓自然，在道家指的是自己而然，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道无所不在，茶道只是自然大道的一部分。茶的天然性质，决定了人们从发现它，到利用它、享受它，都必然要以上述观念灌注其全部历程。老庄的信徒们又欲从自然之道中求得长生不死的仙道，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玉川子要乘此清风欲飞去，借茶力而羽化成仙，是毫不奇怪的。陶弘景《杂录》与西汉壶居士《食忌》的记载，都与此有关。《茶经o七之事》引述《神异记》的故事，更表明陆羽本人对道士与茶茗的关系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从历史事实与观念发生的角度看，都显示了道教与茶文化的关系是最为久远的。

自然的理念导致道教淡泊超逸的心志，它与茶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这就确立了茶文化虚静恬淡的本性。道教的隐逸，即是在老庄虚静恬淡、随顺自然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它与茶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隐逸推动了茶事的发展，二者相得益彰。

从历史和发生学角度固然要追溯到道教，但从发展角度看，茶文化的核心思想则应归之于儒家学说。这一核心即以礼教为基础的中和思想。儒家讲究以茶可行道，是以茶利礼仁之道。所以这种茶文化首先注重的是以茶可雅志的人格思想，儒家茶人从洁性不可污的茶性中吸取了灵感，应用到人格思想中，这是其高明之处。因为他们认为饮茶可自省、可审己，而只有清醒地看待自己，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所以以茶表敬意成为以茶可雅志的逻辑连续。足见儒家茶文化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基本点在从自身做起，落脚点在利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化民成俗。所以中和境界始终贯穿其中。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体现，其深层根源仍具一种宗教性的道德功能。

如果说道教体现在源头，儒家体现在核心，则佛教禅宗则体现在茶文化的兴盛与发展上。中国的茶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体现了真正的禅风禅骨，其次，禅佛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饮茶形式传播及美学境界的提升诸方面，贡献巨大。所以，没有禅宗，很难说中国能够出现真正意义的茶文化。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历史上许多名茶出自禅林寺院，而禅宗之于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文化形式的建立，具有高超的审美趣味，它对中国茶文化的持续的推波助澜，直接造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兴盛，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禅宗对茶文化流传国外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有不可磨灭的卓著功勋。可以说，品茗的重要性对于禅佛，早已超过儒、道二家。而吃茶去这一禅林法语所暗藏的丰富禅机，茶禅-味的哲理概括所浓缩的深刻涵意，都成为茶文化发展史上的思想精蕴。

真正说来，中国茶文化的千姿百态与其盛大气象，是儒释道三家互相渗透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茶文化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儒释道的思想精华，融汇了三家的基本原则，从而体现出大道的中国精神。宗教境界、道德境界、艺术境界、人生境界是儒释道共同形成的中华茶文化极为独特的景观。

道教与茶文化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启服之的记载。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于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丹丘子为汉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教人物。故事似不可全信，但仍有真确之处。陆羽《茶经o八之出》关于余姚瀑布泉的说法即为明证：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此处所指余姚瀑布与《神异记》中的余姚瀑布山实相吻合，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确为产茶名山。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这几则记录中的荼与茗，也就是今天的茶。

道教是以清静无为、自然而然的态度追求着神仙世界，并以茶能使人轻身换骨，羽化成仙，从而各地道观大都自产自用着自己的道茶，实现着自在自为的自然思想，这种对茶文化原始性和开创性的茶道思想，实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老庄虚静恬淡、随顺自然的思想与后来发展起来的隐逸思想，有着直接而内在的关联。庄子自身即有全身保真、任性自适的隐逸思想。在后来的道教之中，隐逸本身即一种最为自然的生活方式。魏晋南北朝是老庄思想的极盛时期。庄子的自然养生观念，被发展为藉导引之术而在行为层面上的实践，如一些人的隐逸方式是保终性命，存神养和。东汉末的矫慎隐循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后汉书o矫慎传》)。这种纯然的避世隐逸，已趋隐逸极端。此风至魏晋南北朝大盛。

无庸讳言，儒家茶文化代表着一种中庸、和谐、积极人世的儒教精神，其间蕴含的宽容平和与绝不强加于人的心态，恰恰是人类的个体之间、社群之间、文化之间、宗教之间、种族之间、姓别之间、地域之间、语言之间、乃至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处之道，相互尊重，共存共生，这恰恰又正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宇宙伦理、社群伦理和人道原则。能以清茶一杯，体现这些原则，加强这些原则，这岂不是一幅儒学的天地中和境界吗?

刘贞亮提出的以茶可行道，实质上就是指中庸之道。因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终究是为以茶行道而开路的。在这里，儒家的逻辑理路是一贯的。不少茶文化学人都指出，陆羽的《茶经》就吸取了儒家的经典《易经》的中的思想，即便在他所制的器具上也有所反映。如煮茶的风炉，风炉以钢铁铸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炉有三足，足间三窗，中有三格，它以六分虚中充分体现了《易经》中的基本原则。它是利用易学象数所严格规定的尺寸来实践其设计思想的。风炉一足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的铭文，同样显示出中的原则和儒家阴阳五行思想的揉合。坎、巽、离都是周易八卦的卦名。八卦中，坎代表水，巽代表风，离代表火。陆羽将此三卦及代表这三卦的鱼(水虫)、彪(风兽)、翟(火禽)，绘于炉上。因其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风能兴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卦焉。儒家阴阳五行的中道已跃然其上，纯然是时中原则的体现。陆羽以此表达茶事即煮茶过程中的风助火，火熟水，水煮茶，三者相生相助，以茶协调五行，以达到一种和谐的时中平衡态。风炉另一足铸有体均去五行百疾，则明显是以上面那句坎上巽下离于中的中道思想、和谐原则为基础的，因其中所得到的平衡和谐，才可导致体均五行去百疾。体指炉体。五行即谓金、木、水、火、土。风炉因其以铜铁铸之，故得金之象；而上有盛水器皿，又得水之象；中有木炭，还得到木之象；以木生火，得火之象；炉置地上，则得土之象。这样看来，它因循有序，相生相克，阴阳谐调，岂有不去百疾之理。第三足铭文圣唐灭胡明年铸，是表纪年与实事的历史纪录。但它的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因陆羽的时代是著名的圣唐，圣唐的和谐安定正是人们向往的理想社会，像陆羽这样熟读儒家经典又深具儒家情怀的人，决不会只把这种向往之情留给自己，他要通过茶道(而不是别的方式)来显扬这种儒家的和谐理想，把它带给人间。从其所创之鍑（锅）是以方其耳以令正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为指导思想这点来看，陆羽所具守中即儒家的时中 精神，正是代表了儒教的治国理想。

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亦充分说明了茶人对儒家和谐或中和哲学的深切把握。无论是宋徽宗的致清导和，还是陆羽的谐调五行的中道之和，还是斐汶的其功致和，还是刘贞亮的以茶可行道之和，都无疑是以儒家的中和与和谐精神作为中国的茶道精神。懂得了这点，就有了打开中国茶道秘密的钥匙。

敬是儒家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客来敬茶，就是儒家思想主诚、主敬的一种体现。刘贞亮十德中所讲的以茶表敬意，以茶利礼仁，都有一个敬字的内涵。

在古代婚俗中，以茶作聘礼又自有其特殊的儒教文化意义。宋人《品茶录》云：种茶必下子，若移植则不复生子，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故有取。明郎瑛《七修汇稿》谓：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也。此外，王象晋《茶谱》、陈耀文《天中记》、许次纾《茶疏》等著作均有内容极为相近的记述，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茶为聘礼，取其从一不二，决不改易的纯洁之义。因此，民间订婚有时被称之为下茶礼，即取茶性情不移而多子之意。

茶被人们仰之为崇高的道德象征，人们对茶就不仅仅是偏爱，而更多的是恭敬，并引而为楷模。此时的茶礼，其内涵早已超出茶本身的范围而简直成为嫁娶中诸多礼节的代名词。《见闻录》载：通常订婚，以茶为礼。故称乾宅致送坤宅之聘金曰茶金，亦称茶礼，又曰代茶。女家受聘曰受茶。究其实，这是儒教的一种道德要求，即三从四德。显然，它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对妇女的不平等的道德约束，说到底，是把茶比作古代烈女一样，从一而终，各安其分。然而，尽管这种茶为聘礼的风俗其原义是为了宣扬儒家封建礼教，但从民俗角度看，仍有其积极意义。况且这种风俗发展到后来，人们也就逐渐淡忘了其原本肃穆的礼教，而纯然是作为一种婚礼形式，在一派喜庆的气氛中，也就无暇去追究其所以然了。江西农村，虽往日那般繁琐婚礼已大为简化，但迎亲那天在男女双方聘礼与嫁礼中，仍撒置茶叶，可见儒教古风犹存。江南婚俗中有三茶礼：订婚时下茶；结婚时定茶；同房时合茶。有时，三茶礼也指婚礼时的三道茶仪式：第一道白果；第二道莲子、枣儿；第三道方为茶。皆取至性不移之义。可见儒家礼义之深人人心。

用茶叶祭神祀祖，在古代中国亦成为一种民俗。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梁朝萧子显在《南齐书》中谈到：南朝时，齐世祖武皇帝在他的遗诏中有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矣的记载。此前东晋干宝所撰《搜神记》有夏侯恺因疾死，宗人字苟奴察见鬼神，见恺未收马，并痛其妻，著平上帻，单衣人，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至于用茶作为丧者的随葬物，本世纪七十年代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古墓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这种习俗在我国不少产茶区一直沿用下来，如湘中地区丧者的茶枕，安徽丧者手中的茶叶包。安徽黄山一带人民至今甚至还有在香案上供奉一把茶壶的习俗，据说这是为了纪念明朝徽州知府，进京为民消命而设立的。这是充满儒教精神的行为。在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中，儒教讲究的是慎终追远。朱熹的解释是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礼。从哲学内涵看，这已不完全是一种儒家的孝道了。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既然作为儒教基本的道德目标的孝道，要求人们要敬、无违、三年无改于父道。所以被誉为琼浆甘露的茶，在其祖先的生前必不可少，死后又有什么理由能不陈供呢。况且茶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既为普遍爱好也是容易得到的。有一则民间传说，认为人死之后，在去阴间的路上有一条奈河，奈河桥畔，孟婆具备了一种茶汤，说是喝了这种茶汤，到阴间会忘记生前的一切事情，可以加速其投生转世。既然人们认为焚化纸钱、衣物都是为亡灵所用，可见孟婆的茶汤也都是未亡人所祭供的。为了纪念祖先亡灵，作为未亡人的后辈自然要勤供茶汤以及其它物品，不能疏忽大意。这里含有慎终追远的涵义，其追忆祖先应是其中的实质性内容。

我们说儒家茶文化有化民成俗之效是丝毫不过分的。因为儒家正是以自己的茶德，作为茶文化的内在核心，从而形成了民俗中的一套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它对人们的思维乃至行为方式都起到指导和制约的作用。

茶与禅渊源深长，茶禅一味的精练概括，浓缩着许多至今也难以阐述得尽善尽美的深刻涵意。佛教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饮茶形式的传播等方面，其巨大贡献是自不待言；而吃茶去三个字，并非提示那提神生津、营养丰富的茶是僧侣们的最理想的平和饮料，而是在讲述佛教的观念，暗藏了许多禅机，成为禅林法语。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历史上许多名茶往往都出自禅林寺院。这对禅宗，对茶文化，都是无法回避的重头戏。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禅宗逐渐形成的茶文化的庄严肃穆的茶礼、茶宴等，具有高超的审美思想、审美趣味和艺术境界，因而它对茶文化推波助澜的传播，直接造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全面兴盛。

茶在禅门中的发展，由特殊功能到以茶敬客乃至形成一整套庄重严肃的茶礼仪式，最后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深层的原因当然在于观念的一致性，即茶之性质与禅悟本身融为一体。正因为茶与禅能融为一体，所以茶助禅，禅助茶，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有如此巨大功能，决非仅由其药用性质的特殊方面所决定，正如道教最早在观念上把茶吸纳进其自然之道的理论系统中一样，禅门亦将茶的自然性质，作为其追求真心（本心）说的一个自然媒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中，这都是一个绝佳的无与伦比的自然媒介。它的无可替代性，正是禅宗能将其真正作为一种文化而大大兴盛起来的根本原因所在。

茶与禅的碰撞点，最早发生于药用功能中，但不同的是，它一开始便与禅门最基本的工夫--禅定结合在一块。而禅定正是其他宗派也注重的，所以就连最富神秘色彩的佛教密宗在其重要场合也无法离开茶。

在禅宗眼里，任何事物都与道相通。一切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永嘉大师禅宗集o证道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六）这里，最关键的是一个悟字，如一味追求俗世行为，就会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就正如求佛保佑的人，也是以-定的功利为目的，从而经常会成为悟的束缚。禅宗强调直悟门性，也就是对本性真心的自悟。

禅宗是中国士大夫的佛教，浸染中国思想文化最深，它比以前各种佛学流派更多地从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及言不尽意，得意忘像中吸取了精华，形成了以直觉观照、沉思默想为特征的参禅方式，以活参、顿悟为特征的领悟方式；以自然、凝炼、含蓄为特征的表达方式改变了过去佛教灌输与说教的习惯，突出了自悟的直觉观照方式。 吃茶去三字，成为禅林法语，就是直指人心，见心成佛的悟道方式。唐高僧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人称赵州古佛。因其嗜茶成癖，所以每说话之前总要说声吃茶去。《广群芳谱o茶谱》引《指月录》中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处，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并非要你直接吃茶而是要你作当下悟道。自此以后，吃茶去成为著名的茶文化典故。让我们看看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如何说的吧：三碗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显然，皎然的所谓的得道成了这里的真正核心，无论怎说，那兴味只能从此而出；以茶禅之悟，真是何须苦心去破烦恼啊!得道是一种禅宗的当下之悟，正如赵州和尚所谓任运随缘，不涉言路。赵州接连三称吃茶去，不就是要人们在不涉言路的前提下去悟道么。由此看来，茶禅-味中的茶与禅的沟通与融合，也不正是首先从不涉言路的条件下取得的么。如单方面地执着究为茶或禅味，不就正好落人了语言的圈套了吗!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显然，禅师论禅，是要排斥法执、吾执，以便自悟本性。执，即束缚。就如吃茶去，如拘泥于此三字死钻牛角尖，有可能成为人们理解上即悟道的束缚。因此，禅家是要人们做到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也就是说要达到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坛经》)的精神境界。但为什么吃茶去独独能成为禅林机锋并作为禅的悟道方式呢?这正是佛家茶文化的密码所在，本节所论禅宗思想与茶文化的内在关联，只是一个探讨的开端，而远非一个探讨的结果。不过，我想把禅宗思想中最为内在的东西--悟道方式抉发出来，然后结合茶文化来演绎，这个出发点大致是不会错的。当然，出发点并不能保证演绎方向的正确，这就需要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始终保持明确的思路。因此，我仍要强调禅宗的一个悟字。

茶禅一味的智慧境界向我们昭示了：当禅宗将日常生活中一种最常见的东西--茶，与一种宗教最为内在的精神--了悟(或顿悟)结合起来时，实质上就已经创立和开辟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道路。而茶禅一味本身所展示的高超智慧境界也就成为了文化人与文化创造的新天地，就连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皎然、韦应物、黄庭坚等中国第一流的诗人都相继进入了这一领域。他们不少的文化活动也毫无例外地在寺院的茶禅一味的气氛中进行的。茶道与禅的结合，使其成为一种无的宗教，而这种无的宗教又恰恰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宗教。因而它超越文字、超越世俗、超越权贵地、自由自在地实现着思想的创造性，而这些思想的创造(如茶禅的机锋)和它的深化推波助澜，又更加提升了它的境界，因而，它表现了智慧的创造性，因为它不但突破了前此的宗教思想的概念形式的束缚，而且也不断地在本来无一物的境界中否定自身而获得新的创造性，因而它持续地造就了一个完整的新的生活体系，活泼、新鲜而意味无穷。为什么钱穆先生称禅宗进行了一次革命，而且相当于路德的宗教革命呢，我想，这正是由于禅宗的创造性智慧所致吧，而茶在此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这更是不言而喻的，要不然怎么有茶禅一味的命题出现呢。没有智慧就没有突破，没有茶也就没有茶禅一味。因而，茶禅一味所包蕴的新智慧境界，也就成了它的根本性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佛教对各类行茶仪式的美学升华，一方面是由于茶事活动的普遍展开，场所日益增多，交流传播日益广泛，因而要求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又因出现了一些精益求精又热心茶道的禅僧。此外，茶器的日益精良，也必然地推动着这一美学化的进程。

佛教禅宗茶文化所开出的美的境界，给整个中国茶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精神，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只要从中国文学作品诗词文赋等无可计数地涉及了茶文化这点，便可证其意义与价值之大。乾隆皇帝一人的茶诗以及涉及到茶内容的诗，几近千首之多，大多著名文人，无不与茶结缘。这不正好说明了茶文化本身即内涵那种禅意的美不可言的境界吗?当佛教禅宗对茶的价值肯定成为各阶层人土所共同崇尚的风尚，一种真正的茶文化就随之而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