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

普洱饼茶的起源迄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我这里所说的普洱饼茶，其旨却并非是就饼茶说饼茶，而是以饼茶作为一种类型标志，就此用来论说普洱型各种紧压茶，包括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饼茶，团茶，竹筒香茶等等。因此所谓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实质上即指云南紧压茶和中国紧压茶的起源之谜。

那么普洱饼茶到底是发源于何处呢？其文化渊源来自哪里呢？某些学者断然论定，它是来自陆羽的《茶经》，全然承袭了陆羽的衣钵，或说是继承了唐、宋、元三代的“团茶”之衣钵。不过，他们深感遗憾的是，陆羽所撰的《茶经》之中，却“唯独漏掉了最能继承他衣钵的云南普洱茶”！

中国饼茶并非经由陆羽之手发明的。因为早在唐代之前，而且至少早在南北朝之前，甚至更还在两晋之前，我国就有饼茶闻世。它恰恰就记载在陆羽的《茶经》上。其原文是这样的：

《广雅》云：荆、巴间茶叶作饼，叶老，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引自陆羽《茶经·七之事》

且看此文的记述中，既有饼茶的采制法，又有饼茶的饮啜法。而且就饼茶的采制法来说，其时至少已然有了两种：一种是采来老叶做成的饼茶，一种是采来嫩叶做成的饼茶，两者的制法则各各不同；这就是所谓“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至于叶嫩者呢，则其在饼成之后，当然就无须以米膏出之。那么，这个饼茶的采制法和饮啜法是何人记载下来的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年代记载下来的呢，而且其所记载的则又是何地出产的饼茶呢？

先且从《广雅》说起罢——

《广雅》本是一部字书。而中国饼茶最早见之于历史记载的，准确地说，最早见之于汉文的历史记载的，就在这部字书上。《广雅》的作者张揖。张揖，乃魏国清河（即今河北）人也。张揖曾任“明帝太和中士”，而“太和”即魏明帝年号（227-233），当然乃属三国时代无疑。这就是说，早在陆羽《茶经》问世的五百余年之前，中国饼茶就已然见诸史籍。再说《广雅》记载的饼茶，原文说是出自“荆、巴间”，所谓“荆、巴间茶叶作饼”之说，就其所指的地域而言，不止是指现今的四川、湖北一带，而且还指现今的云南、贵州一带。那么，在上述四个地域之中，何处最有条件足以作为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呢？

依我拙见，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理当就是云南，特别是云南境内的西双版纳并思茅一带，只缘这里乃是中国茶树原生地的中心地带之故也。 这个推断有无载诸史册的史据呢？历史并未恩赐给我所谓载诸史册的现成答案。只缘那时在云南的茶树王国境内，所有土著部族尚无自己的文字，他们当然无法作也所谓载诸史册的文字记载。而汉族的王公大臣及其御用史官之辈，则又把那些土著部族视为可怖的蛮夷，当作征服而供其奴役与剥夺的对象，哪里还会记载他们的什么创造与发明，赞美他们的什么智慧与文明呢。即如后来到了唐代，由朝延派驻南诏古国的汉官樊绰，他虽在他所编撰的《云南志》（卷七）中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此言却亦不足以为据也。既然说是“散收无采造法”，但接着却又说是“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在事理上说得通么？试问，若是无有采茶法并制茶法，那么，银生城界诸山之茶，怎么竟会采制出来而转运行销于蒙舍即今洱海地区一带去的呢？而且，那些“蒙舍蛮”所采用的吃茶之法，恰恰是饼茶的饮啜法，并且恰恰跟上述《广雅》所说的饼茶之饮啜法，两者煞是相似呢：一则说，“用椒、姜、橘子笔之”；一则说，“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且看一个是三国时代的饼茶饮啜法，一个是唐代晚期的“蒙舍蛮”所用的无以名之的饮啜法，两者相隔达五百余年之久，吃法竟是如出一辙的相似，这个茶史之谜，试问，该是难解还是不难解呢？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宋代有一位名叫李石的士人，在他所编撰的《续博物志》（卷七）中，许是参照了比之樊绰的《云南志》更为可靠的史料罢，于是他则断然删剔了樊绰所谓“散收无采造法”的字样，并且代之以“采无时”这样一个精当的措词，堪称笔力不凡也。只因西双版纳一带，大抵属于亚热带，部分则是属于热带的气候，故而常年可以采茶，无须象江南一带那样，讲究什么明前茶，雨前茶这类。所以，“采无时”之说，则集中表达了西双版纳一带采茶的特色。

此外樊绰笔下的“蒙舍蛮”之说，纯乎是歧视和诬谤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贬称，因而亦被李石删去。李石笔下的文字则是这样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采无时，杂椒、盐而饮之。”

前面说过，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虽说在先秦前后、两汉前后史籍上难以觅得破释的现成答案，不过却也不乏可资参考的某些侧面线索，兹即引述于下。

侧面线索之一：“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鱼盐铜铁、丹漆荼（茶）蜜……皆纳贡之。’此中之‘巴蜀之师’，据史家考证，乃是今云贵川三省的八个小族国人组成，其中的濮人，就是今勐海县布朗族的祖先。……；也就是说，在商周时代，勐海就产茶，史料及史诗中理应有更多的记载。“（引自雷平阳《普洱茶记》）

我在这里尚要补充一点：常璩在《华阳国志》中除了著有《巴志》和《蜀志》之外，尚还撰著了《南中志》。这个“南中”，即相当于当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三国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南中在巴蜀之南，故以名之。《南中志》称：“平夷县……有石兆津安乐水，山出荼（茶）蜜。”这恰好与《巴志》所述的纳贡之茶，彼此对应起来。那么，既然南中“山出茶蜜”，兼之昔日巴蜀之师中又有聚居于勐海县的布朗族之祖先，这么说来，其所纳贡之茶，何尝不就是云南之茶呢？而且这种贡茶，依我推断，它很可能就正是云南普洱型茶呢。

至于像普洱饼茶这类紧压茶的发生和形成，那当然是由其特有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诸般因素所决定的。俗谚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茶呢，其道理也一样，即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也。

上古时代的云南及其茶树原生地一带，全然是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神秘王国。后来随着茶叶贸易之路的开拓，他们与外界的交往，遂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频繁起来。鉴于他们的茶叶绝大部分都须行销到遥远的邻国，诸如印度、南洋一带去，行销到西藏以及大西北一带去，即使行销到中原去，同样也须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远途辗转而不已。试想，云南境内茶叶的行销，如何才能适应于上述这般的远途运输呢？唯一的良法就是生产紧压茶。于是南中的茶子，率先制成型样各异的紧压茶，诸如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饼茶，团茶，砖茶，竹筒茶，则先后应运而生，远销四方，流誉海外。

而谁能断然否认，这南中之茶，压根儿就不是普洱紧压茶呢？ 再说，普洱紧压茶发源于西双版纳和思茅一带的另一个必然因素，我想，那是跟自然条件即当地高温高湿的气候有着直接关系。西双版纳和思茅一带，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少部分地区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个别地方则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而一般绿茶，在如此气候条件之下，即在温度和湿度都相当高的情况下，很不容易贮藏，或则很快失却其自然香味，或则易于发生霉变。

诚如前面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勇敢而聪明的西双版纳人并思茅人的祖先，必是老早老早就发明了紧压茶即后发酵的青茶之制法，这样不仅便于行销远地，而且也便于日常贮藏。

普洱紧压茶的这种优异特色，很早就被南国一带的茶商和茶人所发现，因而在广州，在香港、在澳门一带，甚至更远的如在东南亚，在南洋一带，云南普洱型茶（紧压茶），竟皆历久风靡而不衰，畅销达于至少百年以上！

这里且以香港为例——

香港回归前夕，我曾先后两度在那里小住，走访了大大小小茶庄并茶楼和茶铺。我发现香港茶肆最是赏鉴这样一副茶联，即：

普洱铁观音松涛烹雪醒诗梦； 龙井碧螺春竹院弥香荡浊尘。

此联中这些些名品之茶，彼此却并非平起平坐的。在香港茶商和茶人的心目之中，首屈一指的则是云南普洱茶。无怪乎大小茶庄，则每每以云南所产的陈年七子饼茶，弦耀于市，招徕顾客。

据记载，香港在回归前后，每年销售的普洱紧压茶，竟达五六千吨！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简直就是一座南国海上的普洱茶都！

香港那里的气温比内地高，湿度尤其大，因而一般绿茶在那里极易霉变。相比之下，作过后发酵处理的七子饼茶之类紧压茶，便被香港茶商们所青睐。只因它即使稍稍受潮后，仍可及时予以晾干，或则烘焙。这就是它胜于一般绿茶的独特优异之处。

当然喽，关于云南紧压茶的起源之谜的破释，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跟我国上古茶史的探索和史前茶谱的发掘，彼此则有着直接间接的内在联系。

事有凑巧，就在这篇拙稿执笔之前没有几天，我曾就关于史前茶谱的反思一事，撰写了题为《酸蚂蚊、酸茶及其他》这篇短文。其中有两三段话，倒也与破释普洱茶的起源之谜不无关系，这里姑且引录于下：

早在万年迤远的上古时代，生活在我国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中国原始人类，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随着文化进化而自然形成了他们的茶俗茶风，包括史前茶谱的流布于世，诸如生嚼之茶，石烤之茶，竹烹之茶，生晒之茶，酸渍之茶，凡斯种种，不一而足。……这一切都是生活在我国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中国原始人类留给后世的不朽文化遗产。这证明着，缔造我国原始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主体民族，当初则本是土生土长于我国茶树王国境内，亦即繁衍生息于澜沧江两岸这一带的那些土著部族，即那些兄弟少数民族，而并非其时居于中原地带的民族，即后来的汉族.

然而，我国远古茶史之研究，以及关于史前茶谱并史前茶俗之探索，历来往往只是一味依据于《茶经》之类典籍。典籍上说是，则是；典籍上说非，则非；典籍上说有，则有；典籍上说无，则无。殊不知，这是一种迷误！诚然，在中国茶学并中国茶史方面，陆羽《茶经》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类著作。它对唐代以后中国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了非凡的历史贡献。不过，就跟在历史上作过不同程度贡献的历史人物一样，陆羽则亦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譬如限于其时的历史条件，陆羽当年就未曾亲赴中国茶树原生地一带作过田野考察，因而在他的《茶经》中，只是泛指而言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至于我国的茶树原生地，以及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原始发祥地，究在何处呢？陆羽《茶经》中则未置一词。……再如《茶经》的“七之事”，共引述了40余条茶事细目，包括咏茶的神话、传说、故事、轶闻……而在所有这类记述中，对于云南境内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上古茶俗茶风，上古神话传说，以及史前茶谱之类，竟皆未曾说及只字。我这并非在苛求古人，非难古人，而只不过是就历史的某种实情实况，作出一种直白之表述耳。

而且更有甚者的是，当今某些作者竟还把陆羽《茶经》视为中国茶道文化的滥觞之始，发端之源。殊不知，在我国茶道文化传统之中，唐代茶道文化并非属于原生文化的性质，而是属于衍生文化的性质，就跟此前诸如六朝茶道文化，两汉茶道文化，先秦茶道文化皆属衍生性质一样。而唯有中国原始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即由我国茶树发源地一带那些土著民族原始先民们所缔造的茶叶文明，诸如民间茶俗，咏茶神话，茶树图腾，史前茶谱，等等等等，凡斯种种，那才是属于原生文化的性质。

谁是中国紧压茶最早的发明者和缔造者？当然，不是神仙，不是皇帝，不是茶坛上的任何圣贤之辈，也不是任何茶道大师之辈，而是土生土长在我国茶树原生地一带的那些胼手胝足，那些平平凡凡的原始选民！

(作者简介：凯亚，男，1930年生，江苏盐城人，中国茶道文化学术丛书主编，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人民日报社人才服务中心客座研究员，已出版茶道文化专著1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