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既指康定小城,也指康定县治,同时还是甘孜州政府所在地;甘孜藏族自治州既是川西藏区十八个县的总称,又特指甘孜县治。这两个地名时常在外人那里引起歧义,且不说邮政业务的差错,把原本应寄往州部门的信件发往甘孜,客运也出笑话:有人想去州里办事儿,乘长途客车辛辛苦苦经康定赶到甘孜,一打听方知多跑了一两天的冤枉路。这样的事情过去有,现在也未绝迹。有几次我说到“去甘孜”,便有人纠正:“你说的是去康定吧?”
甘孜县位于康定城西北方向足有380公里,途中尚有道孚、炉霍两个县城。出康定城西行70多公里,翻过折多山,从新都桥分道,西南行理塘—巴塘—芒康,现代公路的川藏南线318国道;西北行甘孜—德格—江达—昌都,现代公路的川藏北线317国道。两线基本沿循茶马古道旧痕,南路习称“官道”、“大道”,朝廷重臣、戌边将士等公务人员多行此道,现在仍是兵站运输站齐备的保通公路;我们所走这条北路习称“商道”、“牦牛道”,雅茶入藏的骡马、牦牛驮队的主要通道。选择走北路,不仅因其更多地与茶有关,重要考虑是要避免与滇藏线同时出发的另一支考察队的路线重复,更何况此路因少有人走而历史文化更其丰富,更具考察价值——原计划从康定一天到达甘孜县,不想紧赶慢赶仍然延宕了半天,就很说明问题。考察队在整个甘孜州,类似情况屡屡发生,害得各县久等不说,我们也是每到一处必道歉,尤其遗憾行色匆匆,浮光掠影。
尽管行色匆匆,史前史后的云山雾嶂仍然扑面而来。行走在现代公路上,仿佛穿行于时空交错的几千年间,这条线历史文化遗迹遍地,俯拾即是。
道孚县的官员们在八美地方迎候,然后率领我们拐向去丹巴县—阿坝州的省级公路,8公里远处便是名播藏地的惠远寺了。惠远寺因雍正帝“钦制”而著名,因七世达赖喇嘛行宫而著名。十八世纪初,康熙皇帝劳师远征,平定了准噶尔西藏之乱后,藏地复又内乱纷争,接替了皇位的雍正帝惟恐七世达赖喇嘛有何闪失,特拨库银40万两,选择了道孚境内噶达地方建起这座金碧辉煌的寺庙,钦赐地名“泰宁”,寺名“惠远”,御书匾额,正门浮雕九龙九狮,为藏区最高规格;并调遣三个营的兵将权作守卫,将年青的七世达赖喇嘛迎请至此,一住7年,从拉萨到道孚,四千里路云和月,盛大仪仗往返。返藏前,雍正帝特派他的皇叔、负责民族事务的理藩院主事果亲王允礼,由皇室宗教高参章嘉呼图克图陪同,前往泰宁送行。
惠远寺衰落经年,但余辉仍存。被称为莲花宝地的这一带地势开阔,有舒缓的远山环绕,寺院平地而起,巍峨壮观。簇新的白塔沿寺墙一字儿排开,分列道旁的是寺院高僧、本寺藏戏团着盛装、戴面具的演员,以及当地载歌载舞的孩子们。我们步入寺院重门,但见飞檐斗拱的老旧殿宇色彩斑驳,水落石出地显露出原木浮雕,古色古香,较之一侧新建经堂僧舍备添岁月沧桑的凝重感。庭院中搭起帐篷,藏式茶几上摆满各色糖果酥油茶,寺院所在地协德乡政府的干部和乡民们簇拥着我们围坐四周,观看藏戏团吉祥迎宾舞蹈《扎西雪巴》,看少男少女且歌且舞的表演。此地位于四川省熊猫生态旅游线西环线范围,当地人渴望旅游开发,自我宣传意识较浓,所作安排已是尽其所能了。
遥想两百多年前,七世达赖喇嘛歌舞盛筵款待果亲王的场地想必也在此吧。果亲王允礼风流文采,藏区此行著有《西藏往返日记》一部及《奉使纪行诗》一批留传后世。他在惠远寺一住40余日,日记详细记载了雍正十三年二月朔日,风止雪霁那一天,他端坐在惠远寺都冈楼上,观看演出的情形:“中华优”鼓吹奏乐,“番优”铿锵起舞,舞者的行头:窄袖红革履,腰束绛带,膝缀铜铃,右握斧,左绾??(丝巾),斧柄置铃,其声琅琅。队形如何进逐后退,俯仰有致,舞姿如何两臂曲伸,若射若搏……
精通诗歌音律的果亲王观之惊奇,这样的古风舞蹈在京城、在中原见所未见,何以在几同化外之地为生平所仅见?观者自言“目为愕眙,心神摇荡”,急忙询问出处,得到的答复是:此为唐代公主入藏时所携歌舞伎乐。想来唐风无疑了,但博古通今的果亲王仍在追本溯源,甚至联想到《周礼》国风、《礼记》所载东夷南蛮声歌之遗风。
这一古典乐舞怕是难再重现于世了。若有可能在寺藏典籍中查找并予以恢复,必为稀世之宝,一定不亚于蜚声国内外的丽江纳西古乐吧。
从旅游角度说来,道孚的景点名胜还多,不及欣赏。被热心推荐而就近可看的是著名的被称之为“藏区建筑绝唱”的道孚民居。富丽堂皇、鲜艳夺目是其外观特色,原木立柱、雕梁画栋是其内部特色。那立柱往往一米多直径,千年树龄的圆柏居多。近些年来日子稍稍宽裕一些,第一要务便是盖新房,从甘孜到迪庆乃至昌都某些乡村,对于豪华居家的攀比之风日盛,面对这一现象我本人有些不以为然,那感觉分明游离了民风乡情一向的淳厚质朴。相比较而言,那些不事刻意修饰的民居,包括邻县炉霍的民居,似更本质地反映了藏民族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方方正正的土木结构,本色之上恰如其分的装点,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端庄规整,亲切温馨。
由于时间所限,各地推荐的考察观赏内容仅限于公路沿线,这同时也限制了考察者的视野。炉霍县向我们展示的,是距县城十几公里远的地震纪念碑和西南地区最大的地震观测点。1973年2月6日,以炉霍为震中发生了一起古今中外罕见的8.2级特大地震,损伤惨重。为悼念震灾死难者,纪念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这段历史,特立此碑;四川省地震局同时在这处鲜水河大断裂带上设立观测点。上述道孚、炉霍名为“棒柯”式样、内层结构全部以木材为惟一建筑材料的民居,就是在地震中经受了考验,从而在灾后着力推广的抗震型民居样式。
若说西南地区“之最”,炉霍县还有一个苗圃,“川西苗木基地”。这个拥有600亩地的标准化苗圃,已有20年育苗经验。其中难度最高的云杉育苗,如今在西藏和其它地方,仍需5年才能移栽上山,而这儿改进了育苗方法,只待3年就可上山了。娇贵的云杉无法在采伐迹地上自然更新,有了人工育苗的成功经验,青藏高原可望保有终极风景了。炉霍的这个苗木基地正在为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天保工程”做出实质性贡献:年产云杉、藏柳、藏海棠等十余个品种600余万株,全部提供给长江上游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在县境内沿途,我们就看到了新栽植的两万株沙棘。
炉霍县还有一个“全国之最”——已发掘的全国最大的石棺墓葬群。1984年县上在卡萨湖畔修建水电站,开挖引水渠时偶然发现了石棺墓葬。于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和甘孜州文化局联合组织发掘,仅在引水渠一线约6000平方米范围内就发掘275座,出土了大批铜器、石器、骨器及玉石、玛瑙等各类装饰品和毛麻制品。专家们将这一墓葬群断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大约3000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属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公共墓地。
我们停车路旁,遥望卡萨湖畔墓葬群出土的地方,听格勒博士指点介绍:青藏高原自古便与中原和周边地区相交通。以昌都卡若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以炉霍石棺墓葬群为代表的金属时代,其文化特征大致与周边文化同步,即是有力佐证。石棺墓葬遍及整个青藏地区,从川西到滇西北到西藏全境,后来我们路经德格,听说金沙江畔的山顶还有上千座已被发现但尚未发掘的石棺墓葬群。
所以古道的形成可以上推若干千年。是否可以说,自打青藏高原有了人类活动,就用双脚走出了一条四通八达的道路。
这一条茶马古道不仅是商贸之路、民族文化交流之路,从炉霍到甘孜的这条古道,甚至包括从磨西到泸定桥,还被现代史大书特书过一笔:此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段,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艰难困苦中长途跋涉而来,精疲力竭并且伤痕累累。驻炉霍、驻甘孜近半年时间里,当地僧俗各界倾其所有地提供了给养,使红军不仅得以休养生息,迅速恢复了战斗力,而且还在炉霍举办了我军第一次运动会,训练成长起我军第一个骑兵师,宣传群众,在藏区建立了第一批红色政权,并在内部进行了重大调整,端正了革命巨轮的航向:1936年6月6日,在炉霍县寿灵寺内,张国焘被迫正式宣布撤销了他的“第二中央”。为其后的“甘孜会师”、为北上抗日,百折不挠而后无坚不摧,乃至为新中国的建立,甘孜一带藏族人民做出了永垂青史的贡献。
在甘孜县,我们瞻仰了朱德总司令和格达活佛纪念馆,参观了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遗址,当年的政府机构设在孔萨土司大楼,现只余断壁残垣了。缅怀先烈英豪事迹,看大半个世纪以来老革命根据地上的变化,不由不令人感慨万千。
甘孜县以县机关干部精心编排的一场歌舞节目欢迎我们的到来,串场词中言必称“茶马古道”。其中“甘孜踢踏舞”是我们事先提出的要求。本为西藏农区的民间舞蹈,据说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九世班禅行辕的卫队长从日喀则带来的。不过甘孜人借题发挥,除了腿脚上的功夫,双臂的动作也加大了。事先提出的要求还有,品尝当地特有的茶——在汉茶匮乏年代当地植物的代用品。甘孜人特意组织了藏餐宴会,拿各式各样的茶招待我们,充分展示了本地的“茶文化”。其中惟甘孜才有的传统“甲恩茶”,取自当地野生植物“俄色”树叶,以当地土碱“毕朵”熬制,晒干收藏,以备打制酥油茶使用。为我们准备的当地茶虽系边茶,但是经土碱熬制过,幸亏我只尝了一口,那些一饮而尽的后来因腹胀受了苦——现代人的肠胃早已不适应某些原初风土之物了。
甘孜县的热情只有愧对了。按原计划前一晚应住甘孜,县城隆重准备了篝火晚会,只因途中我们被炉霍县拦截,只得取消。事实上从成都一路行来,从四川到西藏,每到一地都比预定时间要晚,每到一地都重复地被盛情挽留。我用“无以复加”来形容各地人民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不由得想到接待国家领导人也不过如此吧。就仿佛我们走上这么一遭,“茶马古道”就此名扬天下,国内外游客就将接踵而至,旅游业兴旺,地方经济得以发展……也许地方上并不是这样想的,只是出于朴素的热情天性吧,只是借此表达对于“茶马古道”旅游开发的众志成城吧。甘孜州近年来实施的“旅游兴州”思路深入人心,全州人民渴望旅游开发、渴望发展进步的愿望格外强烈,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例如为提高知名度,打出“康巴文化”旗帜,举办类似选美的活动,在全州范围内评选出八对男女的“康巴之鹰”、“康巴之花”,每一县都新近成立了旅游局,编创了县歌,等等。为迎接此次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各县认真查阅史籍,访问知情老人,悉心准备文字资料……这一切使我们在深刻的、持续的感动之余,不禁自豪地联想到,我们这支古道上的考察队是踏着马帮的蹄痕、红军的足迹前进着,而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为了报答沿途人民的厚望与热忱,我们十分情愿充当茶马古道旅游开发的鸣锣开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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