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寒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着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着《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但很难溶进思想感情。由于宋代着名茶人大多数是着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着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不耐烦。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表现自己的清节,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朴归真。在由元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繁琐,但茶风趋向纤弱,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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