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茶史（上）

　　茶树，是自然界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西起东经108°38′，东至东经116°10′，南起北纬28°38′，北至北纬33°20′。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垂直高差显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年平均温度15—17°C，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土壤有黄棕壤、山地棕色森林土、黄壤等。以砂质壤土居多，一般呈微酸性反应。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茶树的水平分布看，神农架、荆山、齐岳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都有茶树的天然分布。如鄂西宣恩县庆阳坝河有“老茶溪”，建始县有“茶河”，利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有“野茶坝”，兴山县有“大茶垭”、“小茶垭”，麻城县东南九峰寺“山门外多茶树，古屈婆娑”等。由此说明，湖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现根据有关的资料，对湖北茶史作一简述。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叶

　　东汉末期，军阀混战，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无暇顾及经营茶业。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认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艹毛]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一制茶方法，与现今鄂西咸丰、宣恩、巴东等，土家族聚居之地，世代相传用油炸茶叶、阴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葱、蒜等调料，配制成的清香爽口，提神解渴的油茶汤，实颇相同。可以这样说，前者是油茶汤的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古代巴人饮茶风尚的延续。此可证咸丰、宣恩、巴东等地，饮茶历史固为悠久。

　　两晋之际，茶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精怖负茗而归。”晋·刘琨为并州刺史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安州，包括现今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由此说明，晋时安州已产茶，并自给有余，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南北朝时期，“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当时的西阳，包括现今黄冈、麻城、红安、罗田、英山、圻水等。武昌郡，包括现今的江夏、咸宁、蒲圻、阳新、大冶、通山等。《述异记》亦云：“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按：《巴东县志》言：“真香茶旧名”。又言：“海内自变乱以来，荒为榛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惟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颇佳，长丰所产尤胜，惜难多得，是仍茶之野生者”。《夷陵图经》云：“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据考，黄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称黄牛峡。荆门山，在宜昌县东五十里，与虎牙袤迤相对，即楚之西塞。女观山，在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县西北九十里，望一州之境故名，位于宜昌、宜都二县交界处。此可证鄂东、鄂西、鄂南俱产茶。安州干东真香茗、时已著称。

　　二、唐宋时期的茶业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相对来说，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社会较为安定，人民生活较宽裕。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布衣百姓，饮茶蔚然成风。正如陆羽所说：“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就是说，从两都到荆州至重庆，家家户户饮茶。由于社会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茶价不断上涨，农民见利乐趋，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植茶面积的扩大，制茶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不少名茶，脱颖而出。

　　唐代，鄂西荆巴山地，仍有成片的天然茶树林分布。陆羽云：“茶树，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又言：山南“以峡州上，生远安、宜都、宜陵三县山谷。襄州、荆州次。襄州，生南漳县山谷。荆州，生江陵县山谷。圻州，生黄梅县山谷。黄州，生麻城县山谷。品与荆州，梁州同。”李肇《唐国史补》载：“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江陵有南木，圻州有圻门团黄”。西蕃赞普所珍藏的六种地方名茶，其中就有“此圻门者”一种。按：陆羽《茶经》乃言淮南之茶，出圻州、黄州者下，恐当时制茶不精之故。这说明，当时圻州所产的圻门团黄，制作精良，堪为上品。除供应内地人饮茶消费外，还远销至西藏，此可证圻州产茶之饶。《膳夫经手录》载。唐·建中时期，“江夏已东，淮海已南，皆有之。”“圻州茶、鄂州茶、至德茶，已上三处出外者，并方厚片，自陈(河南淮阳)、蔡(河南上蔡)已北，幽(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并(山西太原)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江陵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以上二处，悉皆味短而韵卑，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寮字上部换竹]矣”。“圻水团黄、团饼薄，每片至百余斤，率不甚[上分下鹿]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其美。”按：王观国《学林新编》言：“圻门团黄，有一旗一枪之号”。言一叶一芽也，为茶之极品。

　　唐，佛教兴起，寺僧以饮茶清思。打坐入静，修身养性。并于寺周围植茶，增加收入。据《李太白集·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叙》云：“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宗僧中孚云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掌，另为仙人掌茶，盖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者见]者，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师及青莲居士李白也。”李白对仙人掌的缘起、生态环境，采摘制造、功能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是研究湖北茶史的重要资料，至今为人们所传诵。

　　五代之世，“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今崇阳)，产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可治头痛。”五代十国，吴·杨隆演武义(919—921年)中，隶羊山镇时，吴元年，定拟“茶每封十窠，官抽一窠，每窠茶芽二钱五分，茶叶一两七钱。”这说明鄂南阳新、大冶、通山等时已产茶。《新五代史》谓：“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茶务以卖茶，其利十倍。”此可证当时襄阳、随州、江陵、钟祥、天门等，已出产茶叶。故《元和志》、《唐书·地理志》，皆言圻州圻春郡土贡茶，黄州齐安郡贡松萝茶，归州土贡白茶。由此可见，当时出茶之饶。

　　衍入宋代，江南西道：“鄂州土产茶，兴国军土产茶。淮南道：圻州土产茶，出圻春、圻水二县北山。圻水县，茶山在县北深川，每年采造贡茶之所，黄州麻城县山原出茶，安州土产茶，荆州土产，松滋县出碧涧茶。沈子日：“茶饼、茶芽今贡”。按：松滋县西六十里，有碧涧寺，唐代建。疑此茶系碧涧寺所出。峡州土产茶，归州土产白茶。按《大观茶论》云：“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致。”《图经本草》云：“巴川峡山，茶树有两人合抱者，所产乃野生之茶。”《文献通考》载，“宋制，榷货务六，其中有江陵府、汉阳军，圻州之圻口”。乾德二年(964年)八月，始令汉阳军、圻口置务。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于江陵府、襄州、复州增置务。淳化四年(993年)，废襄州、复州务。“恐当时襄州、复州茶非佳品，或不及他处产茶之盛，因而罢之”。又有场十三，其中有圻州日王祺、石桥、洗马，又有黄梅场。景德二年(1005年)废。又买茶之处，湖南则江陵府、鄂州、归州、峡州、荆门。“山场之制，领园户受其租，余悉官市之，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其出鬻皆在本场。诸州所买茶，折税受租同山场，悉送六榷务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峡州茶。汉阳军务受鄂州茶。圻口务受兴国军茶。凡茶有二类：片茶和散茶。片茶，荆湖旧贡新茶芽，大中详符元年(1008年)，“上悯其苦，诏罢之”。片茶有进宝、双宝、宝山两府出兴国军，大拓枕出陵。散茶，龙溪、雨前、雨后出荆湖末茶，清口出归州。高宗建炎初，罢天下榷茶合同场十七处，而兴国军与江州军仍置场监官各一员，可知兴国军产茶之盛。当时的兴国军包括现今的阳新、大冶、通山三县。《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元年(1102年)，定诸路措置茶事官，复置司于荆南。说明江陵府时产茶之丰。房县土产茶，宋·陈造《江湖长翁集》云：“底消山峡三分瘴，争课卢仝七碗茶。”京山县多宝寺产茶，阳新县花尖山之下，“寺中有甘泉，里人用于造茶，其味清香，号桃花绝品。”崇阳县，山民“畲粟种茶，拙以治生。”王洙在《王氏谈录》中云：“春初取新茶芽，轻炙，杂而烹之，气味自复，在襄阳试作甚佳”。时襄阳已产茶。罗田县，唐宋“产茶极盛，宋仁嘉祜六年(1061年)，石桥茶场，买卖归官，官岁计二万四千八十贯，应入岁赋。”故《元丰九城志》云：“江陵府江陵郡，土贡碧涧茶芽六百斤。”《宋史·食货志》支“江陵府贡碧涧茶芽”。从上述可见，唐宋时期，湖北是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茶税，是唐两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宋代，实行茶叶专利垄断制，侵民渔利，时有过取，引起了茶农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时有发生。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崇阳县“拔茶种桑”。政和初，李[谬右旁换王]知房州“时官榷茶”，复强民输旧额，贫无所出，被系者数百人。李[谬右旁换王]至，即日释之。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适知荆门军，时官榷茶，“以人户为率，计口均数，如家有一丁，则岁受茶三斤。”洪适“轻茶额钱”。人咸颂之。嘉定十年(1217年)，郑清之调峡州，时“茶商群聚暴，召慕之。”景德年间，钱冶知圻水，“麻城茶场，岁增五倍”，民苦不堪命(《黄州府志》)。刘立灾害，为荆湖北路转运使，“鄂州官岁市茶五百斤，三司请益减一百万斤，诏许宽一年。(《欧阳修集》)。淳熙间，孟涣知荆门军，蠲免“无名茶租”，民受其利。乾德三年(965年)，苏晓，出为淮南转运使，“建议榷圻、黄、寿等州茶，置十四场，规其利，岁入八百万缗。”由上观之，宋代茶业生产，在挫折中有所发展。

　　三、明清时期的茶业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茶书的增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认识到“牧民之职，兴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则民难以安枕，利不兴，则又无以资生。”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陆羽《茶经》之例，著《茶约》一卷，明·王启茂著《茶铛》一卷，清·瞿文灿著《种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劝农小识》、王庭桢著《树桑植茶说》、曹南英著《制茶条议》等，皆对茶树的生境、载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详述备至。茶书的增多，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用以谋生致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不断公诸于世，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指导茶叶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