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茶叶产于南方、北方和西北高寒地区都不产叶。四川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到唐代形成了我国盛产茶叶的局面,并从唐代开始,四川绵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叶,就从其它地区的茶叶流入西藏地区,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出现了茶叶输往西藏的道路。
在唐代,青藏道是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除南线争夺南沼外几乎都是经青海地区,北线争夺河西、陇右、西线争夺安西四镇,东线争夺剑南、唐蕃之间的和亲、问聘等使臣往来,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经青海入藏。总之,唐代中原与西藏地区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唐代内地茶叶输往西藏的茶道自然是青藏道。
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袭状态,青藏道已失去的军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但自唐代茶叶传入藏区以后,茶叶所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肉食乳饮的畜牧人民皆饮茶成风。西北各族纷纷在沿边卖马以购买茶叶,而宋朝为了获得战马,便决定在西北开展茶马贸易,出卖茶叶,购买战马。北宋熙宁以后便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将四川年产3000万斤茶叶的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设置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名山茶只许每年买马不得它用,每年买马达15000匹以上。从而使青藏道由唐代的军事政治要道成为茶道。故《西藏志》的作者陈观浔说,唐宋以来,内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由此道”。
从明朝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早在宋元时期官府就在黎雅、碉门(今天全)等地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但数量较少,所卖茶叶只能供应当地少数民族食用。迄至明朝,政府规定于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杂甘思及西藏的入贡使团,而明朝使臣亦分别由四川、陕西入藏。由于明朝运往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全川产量的十分之一,即100万斤,支付在甘青藏区“差发马”所需茶叶,其余大部川茶,则由黎雅输入藏区。而西藏等地藏区僧俗首领向明廷朝贡的主要目的又是获取茶叶。因此,他们就纷纷从川藏道入贡。“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明太祖实录》卷251)。于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在四川设茶仓四所,“命四川布政使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乃输碉门茶课司,余就地悉送新仓收贮,听商交易及与西蕃市马”天顺二年(1458)五年,明朝规定今后鸟思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又促使鸟思藏的贡使只得由川藏道入贡,不再由青藏的洮州路入贡。到成化二年(1470),明廷更明确规定鸟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附近鸟思藏地方的藏区贡使均由四川路入贡。而明朝则在雅州、碉门设置茶马司、每年数百万斤茶叶输往康区转至鸟思藏,从而使茶道从康区延伸至西藏。而鸟思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
茶道的畅通。于是由茶叶贸易开拓的川藏茶道同时成为官道,而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既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
川藏道崎岖难行,开拓十分艰巨。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称为“背背子”。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30里。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从康定到拉萨,除跋山涉水之外,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辽阔的平原,要攀登陡削的岩壁,两马相逢,进退无路,只得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岩之下,而让对方马匹通过。要涉过汹涌泡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侵袭,骡马驮牛,以草为饲,驮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携带幕帐随行。宿则架帐餐饮,每日行程仅20-30里。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
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
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铁索桥。外地商人云集沪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康定在元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塔帐篷竖锅桩,权作住宿之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随着藏汉贸易南移,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区。内外汉蕃,俱集市茶。这个因茶叶集市而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时期,锅庄由13家发展48家,商业相当繁荣。成为西陲一大都市,此外还有里塘、巴塘、道孚、炉霍、察木多(昌都)、松潘等地都是在清代茶道兴起而发展为商业城镇的。总之,川茶输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开拓和川藏高原市镇兴起的重要因素。川藏线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它把我国内地同西藏地区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近代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就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当时西藏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宁愿以高出印茶十来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而拒食印茶。西藏地方政府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更是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亲自出面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动,制止印度茶销藏。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清廷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政府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虑,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侵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其后川督赵尔丰为了反对英帝侵略西藏,保卫边疆,则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里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川茶运往西藏。四川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
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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