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茶叶历史

 公元1575年，明万历三年。刚刚登基不久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13岁的孩子，朝廷的政务由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这一年，明朝终于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清河堡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攻击中原边境军事要塞的战争。进攻方是蒙古汗图们札萨克图率领的蒙古各部，以及女真族的建州部。打了三年，战争没有胜利者，蒙古各部死伤惨重，明军虽然最后守住了清河堡，但是主将裴成祖战死，军民伤亡不计其数。

引发这场战争的，是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茶叶。

1572年，明万历皇帝刚刚登基，首辅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为官方垄断，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于是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很大。首辅张居正上任后决意打击民间走私，于是出台了暂停茶叶边贸的诏书。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和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马上重开边境茶叶贸易。各部族并非没有进行过和平解决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甚至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也就是说，把自己当做开放茶市的人质。连这个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何况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了。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三年的血战让茶叶贸易回到了原点。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饮茶习惯，饮茶对于北方民族，是一种生理需求。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可以从中得以补充。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加强血管壁韧性。茶叶的功能恰好能弥补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缺少的环节。

饮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还有一个好处体现在卫生方面。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饮茶，改变了他们喝冷水的习惯。

因此，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天没有都没法生活。卡断了茶叶的供应，几乎能断绝少数民族的生命。

隋唐之前茶叶一直是皇家贵族的专属饮品，寻常百姓很难喝到这种昂贵的东西。茶叶慢慢进入中国百姓家中，是隋唐之后的事了。公元758年，唐代陆羽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品茶的方法和经验，从此茶的产量也逐年增加。

真正把茶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是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的威信衰落，各地藩镇割据，为了筹措粮饷进行消灭割据势力的战争，唐德宗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茶叶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将被作为税金征收。这项税收政策执行了两年，国家财政状况就有所改善。在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朝廷财政困难的时候，都会开征茶叶税以解燃眉之急。

唐文宗大和初年，文宗皇帝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把所有的茶叶交易都放在官府开设的市场内，茶叶由官府统购统销就解决了定价问题。由文宗皇帝宣布的茶榷制度，使茶叶成为国家垄断的交易。这是一条对后世影响重大的诏书，茶榷制度从唐文宗时期制定以来，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取消。最初制定茶榷制度的唐文宗并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增加税收的一个举措变成了一个延绵千年的国策。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茶叶又具有完全的定价权，于是，茶叶变成了像今天的石油一样的政治性商品和战略物资，也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茶马交易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明朝初年的茶马贸易价格是“马一匹，茶千八百斤”。然而到了明代中叶，马价已经压低至“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边境部落对此自然非常不满。辽东、宣府、甘州等地，屡屡因为茶叶贸易而起争端。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采用关闭茶马互市的方式来惩罚购买私茶的边境部落，由此类似清河堡战役这样的茶叶战争，在明代中叶之后频繁发生。

“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明王朝以茶马互市作为制约边患的利器，统治者们片面地认为只要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然而，大明王朝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王道。明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倾轧，守边官兵的种种贪腐问题，使得茶马互市的天平向着关外倾斜了。

茶马贸易使得明王朝强大兴盛，然而最终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对资源的垄断，整个王朝还是被原本臣服在茶叶武器之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