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业的兴起,如杨华《膳夫经手录》所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所记唐代茶业的发展,有的是亲目所睹,有的是距之不远的事情,因此内容是较为可靠的。这也即是说,根据《封氏闻见记》的记载,所谓“茶兴于唐”,具体来说是兴盛于唐代中期。这一点,也和《全唐诗》、《全唐文》等唐代各种史籍的记述相一致。在初唐的文献中,很少有茶和茶事的记载;至唐代中期和晚期以后,对茶的论述和吟哦,就骤然增多了起来。那么,唐代中期茶业是怎样发展起来,又发展到怎样程度呢?先说茶叶产地。唐代以前,我国到底有多少州郡产茶,是无从查考的。直至陆羽《茶经》中,才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其“八之出”载:
山南: 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
淮南: 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
浙西: 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州;
剑南: 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沪州,眉州,汉州;
浙东: 越州,明州,婺州,台州;
黔中: 思州,播州,费州,夷州;
江南: 鄂州,袁州,吉州;
岭南: 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茶经》中上列的这些地名,不少人把它们概之为“八道四十三州”。其实,四十三州是对的,而把州之前所列的山南、淮南、浙西等说成是“八道”,就未必妥当了。
因为,这八地在唐时虽然确曾作过道名,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建制和同样的性质。如八地中,山南、淮南、剑南、江南、岭南,是唐贞观时划分的全国十道中的五个道;而黔中,是开元时从江南道中分出的新道;至于浙东、浙西,历史上虽也一度称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但实际上是后来江南东道所属的两个观察使理所。不仅这八地设道和称道的时间不同和或有矛盾,其下面所列的州名,与当时的行政建制也不完全吻合。如建州、衡州,历来属于江南道,但在《茶经》中,却把建州划入了岭南,把衡州归入了山南的范围。众所周知,陆羽一生著述很多,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茶叶专家,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写过多种山志、地志和图经一类的地理论著,以陆羽的地理知识;他要按行政建制的道州隶属关系来写,是决不会出现如上混乱情况的。所以,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州之前的地名,不是指道,而是指茶叶产区,是陆羽最早提出或划分的我国八大茶区。
这里还要附带指出一点,在我国有些论著中,不但有把《茶经》“八之出”的地名,称之为“八道四十三州”者,甚至还有根据这些道、州的行政建制,把它们所辖的州、县悉数都算作产茶地域,错误地提出唐代产茶有多少州、多少县。很明显,陆羽提出的茶叶产地,是其在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茶叶产地。如巴蜀,其时产茶就遍及各地,而《茶经》所列,仅剑南八州。第二,在所谓“八道”和“四十三州”中,也不是每一个道的各州、每一个州的各县全都产茶。如斯西的苏州届县很多,但唐时真正产茶的,只现在的吴县一地。其三,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时有所变动。所以,仅仅根据《茶经》的记载而要提出唐代产茶州县的确数,是不会也不可能正确的。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北限,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也即是说,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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