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与儒家的礼义和人格思想

儒家认为要达到中庸和谐，不可忽视礼的作用。荀子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意指人天生的性、情、欲，可以通过引导、修饰、加工，使之成为善。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把礼作为古代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礼记》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要求以谦让的精神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礼的精神律己待人，社会就会非常和谐。由于儒家的重视和提倡，中国人特别看重礼，自觉地以礼规范行为，力求以礼达到和谐的境界。儒家思想融入茶道的显着特点之一是茶礼的形成。

古代礼仪中，茶叶曾作为祭品及陪葬之物。用茶叶祭神祀祖，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南齐书·武帝本纪》载：南朝时，齐武帝在遗诏中安排在其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古时也以茶为聘礼，且赋予特殊的儒教文化意义。明代郎瑛《七修汇稿》说：“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也”。在王象晋《茶谱》、许次纾《茶疏》等着作中均有极为相近的内容，都视茶为崇高的道德象征。在江南婚俗中，订婚时下茶，结婚时定茶，同房时合茶，茶用于嫁娶的各种礼节，“三茶六礼”在民俗中几乎成为明媒正娶的代名词。

古代朝廷以茶荐社稷，祭宗庙，以至朝廷会试与进退应对之事皆有茶礼。皇帝不仅自己嗜茶，还常以茶为赐。唐朝赐茶已成宫廷大礼。苏鹗《杜阳杂编》载：唐德宗每赐同昌公主馔，其茶有绿华、紫英之号。在官场中，茶礼也演化为区别官阶等级的程式。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躬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官阶级别不同，受到饮茶的待遇也不同。而在民间，茶礼也成为普遍习俗，宋朱彧《萍洲可谈》云：“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此俗遍天下”。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述了当时杭州的民俗，“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朔望茶水往来”，这是以茶睦邻之俗。此外，如客来敬茶、朋友赠茶、以茶代酒等习俗，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礼义的精神。礼仪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和谐人际关系，这与茶道精神是吻合的。茶礼追求的效果也是和谐，而当人们交往出现不和谐时，茶又充当了调解员的角色，当事人双方在茶馆、茶坊中“吃讲茶”，有礼有节地饮茶过后，前嫌尽释。生活中有礼仪的地方就有茶，茶已成为礼仪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礼在儒家思想中既是政治、伦理的规范，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由来的源头。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义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在茶道中也得到体现。刘贞亮提出的茶德中，“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可以视为儒家茶礼的核心。儒家茶礼表达了仁爱、敬意、友谊和秩序，通过饮茶沟通思想，促进和谐，增强友谊。

儒家将茶叶视为具有灵性的植物，称茶为灵草、瑞草魁、灵芽等。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诗云：“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儒家茶人在饮茶时，将具有灵性的茶叶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认为品茶活动能促进人格修养的完善，因此沏茶品茗的整个过程，就是陶冶心志、修炼品性和完善人格的过程。明代朱权《茶谱》说：“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将儒家修身养性、锻铸人格的思想注入茶道精神之中。

儒家注重人格思想，追求人格完善，认为只有完善的人格才能实现中庸之道，良好的修养才能实现社会完美和谐。茶叶的中和特性也为儒家文人所注意，并将之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起来。陆羽《茶经》开宗明义地指出，茶“宜精行俭德之人”，以茶示俭、示廉，倡导茶人的理想人格。刘贞亮提出“以茶可雅志”，通过饮茶达到修身养性之目的，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以及清高廉洁与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茶道寄寓着儒家企求廉俭、高雅、淡洁的君子人格。正如北宋晁补之《次韵苏翰林五日扬州古塔寺烹茶》诗曰：“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赞美苏轼具有中和的品格和气节，如同珍贵名茶，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也不会改变节操。

儒家的人格思想也是中国茶道的思想基础。吴觉农说：“君子爱茶，因为茶性无邪”；林语堂也说：“茶是象征着尘世的纯洁。”茶是文明的饮料，是“饮中君子”，具有“君子性”，其形貌风范为人景仰。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称赞建茶，“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苏轼又在《叶嘉传》中赞美茶叶“风味恬淡，清白可爱。”司马光把茶与墨相比，“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之不同。”周履靖的《茶德颂》盛赞茶有馨香之德，可令人“一吸怀畅，再吸思陶。心烦顷舒，神昏顿醒。喉能清爽而发高声，秘传煎烹瀹啜真形。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鲁望之幽情”。文人将茶品与人品相联，说茶德似人德，将茶的高洁比作人的高洁。

文人雅士的茶事活动有深刻的文化情结，以怡情养性，塑造人格精神为第一要素。长期以来，多数正直文人热情赞颂清正廉洁等优良品德。文人雅士在细细品啜，徐徐体察之余，在色、香、味、形的品赏之中，移情于茶，托物寄情，从而感情受到了陶冶，灵魂得到了净化，人格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升华。唐代陆羽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一生中不断地实践和修炼“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陆羽的《六羡歌》吟咏：“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充分表现了陆羽对自由高尚人格的追求。历史上儒士阶层都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苏轼以茶喻佳人，并为茶叶立传，留下了不少有关茶的诗文。裴汶、司马光等也都在品饮之中，将茶视为刚正、纯朴、高洁的象征，借茶表达高尚的人格理想。儒家认为茶有德，刘贞亮归纳茶有“十德”，陆羽称茶“宜精行俭德之人”，韦应物称茶“洁性不可污”，宋徽宗称茶“清和淡洁，韵高致静”，现代茶学家庄晚芳把茶德归纳为廉、美、和、静，等等，均赋予茶节俭、淡泊、朴素、廉洁的品德，寄托人格理想。因此茶道中寄寓着儒家对理想人格的企求，即修身为本、修己爱人、自尊尊人、敬业乐群和志趣高尚等君子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