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品茶与赏茶,有皇帝与上层人士的直接参与,打破了唐代由茶人与僧人为主导的局限。从唐代开始出现的煮茶与分茶法到了宋代更为普及。到了宋代制普洱茶膏与茶工艺又是怎样的呢?下面就对这一问题做一详细介绍。
到了宋代茶坊、茶肆的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生活。一方面,上至朝廷,下至市井老百姓对盛行的“茶会”、 “茶宴”与“斗茶”、“分茶”饮茶风俗的情有独钟,表明了茶在当时已不仅仅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上升到一门高雅的艺术,是相聚赏玩娱乐的主要交际手段之一;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宋徽宗提出的这个膏稀与膏稠是怎么来的呢?唐代陆羽的“含膏者皱”是“蒸之、捣之、拍之”之后使茶汁溢出,经空气氧化,使茶汁出现了“膏化现象”的结果。而宋徽宗的膏稀和膏稠的提法难道与唐代工艺如出一辙?仍然是唐代“含膏者皱”这一思路的延续?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 “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着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他说:饼茶多数用茶膏涂在饼茶的表面,因此有青色、黄色、紫色、黑色的区别。实际上,宋徽宗在《大观茶论》提到的“膏稀者”与“膏稠者”都与茶膏涂在饼茶表面多少与厚薄有关。
其实,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体察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致致极。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38种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 “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 “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有一条是后人极少发现的,就是茶膏也为其增色不少。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其逊色不少。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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