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10月10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没有名牌的茶叶大国》。据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茶叶品牌都难以与国外竞争者抗衡;即使在中国，联合利华立顿(Lipton)品牌的市场份额也高出仅次于它的本土竞争对手三倍之多，以至于“中国7万家茶场抵不上一个‘立顿’茶”的说法在媒体中不胫而走。更有甚者，此文还声称中国茶叶行业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肯尼亚和印度等经济明显落后的国家，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售价也低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茶叶，国际市场上中国茶叶平均售价仅为每千克2美元，而印度茶叶为2.7美元，备受赞誉的斯里兰卡茶叶为3.4美元。言外之意，似乎就是说中国茶叶产业应当走印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的发展道路。然而，尽管中国茶叶出口商需要在质量控制方面汲取世界各国一切有用经验，但就总体而言，对于中国来说，这条道路走得通吗?答案是“否”!
为什么?首先是因为这个观点赖以立论的某些依据就站不住脚。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在国际市场上的平均售价来比较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茶叶总体价格和品质，这种方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方法错误地假定一国内销主导型产业与其它国家出口导向型产业一样，出口平均价格等于整体平均售价。因为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茶产业从一百多年前问世之初就是出口导向的，至今其茶产量仍然绝大多
数出口，本国消费者对茶叶的消费模式与出口茶叶类别大体相同，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的平均售价与其整体平均售价基本相当。然而，中国是茶叶和茶文化的故乡，中国茶产业总体上是内需导向的，产量很大一部分供应国内消费，而且，我国外销茶叶与内销茶叶品种类别差距甚远，出口茶叶多数按照目前占据海外市场主流的欧式口味制作，内销茶叶则以按中国传统口味制作为主。由于最能欣赏茶文化的消费者绝大多数集中在国内，因此，越是高档茶叶，销售就越是集中在国内。相应地，中国出口茶是本国所产茶叶中相对中低档的部分，中国出口茶叶平均售价与整个中国茶产业平均售价相差甚远。
在中国，仅仅人地关系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大面积单一茶园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在多数地方行不通。就总体而言，我国人均土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2%，在全世界排名要落到第120位以后。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不足美国的1%，而单位耕地面积上分摊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多倍，是美国的100多倍。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国土上对自己的同胞采用当年英国殖民者对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人民的做法吗?
在人地关系紧张、西方文化又主导国际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采用类似我们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由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于出口劳动，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等于进口土地;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加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来实现国际分工的利益。但这种类似于加工贸易的模式与加工贸易一样收益微薄，对于我们不能掌握定价权、不能引导其消费潮流的商品而言，我们暂时满足于这种模式的微薄收益倒也不妨:但对于我们可以掌握定价权、可以引导其消费潮流的商品来说，这种模式的微薄收益就不可容忍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引导其消费潮流来取得最大份额的收益，而茶正是走向这种良性循环模式最有潜力的中国出口品之一。因为中国拥有众多名茶，其品质绝非快餐式茶叶的“立顿”之辈可以相比，如果要龙井、冻顶乌龙、普洱之辈向立顿看齐，无异于让“范思哲”降到与“真维斯”一个水平。甚至某些按照西方口味制作、产业化模式运作已经颇为成功的茶产品，其价格极为高昂，喝到我的口里，我也觉得味道还赶不上价格比那低很多的老配方“文革砖”之类。我们何必要选择如此可笑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向全世界推广中国的茶文化，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改从中国饮茶习俗，欣赏和追求中国茶叶风味的精妙之处，我们就不仅能够为有限的农地赢得最大的收益，而且还可以把越来越多的海外农地发展成为我们的原料供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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