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旗的老人一说起喝茶，一律都是香片，其实那也就是茉莉花茶。像老舍先生的《茶馆》里的老北京，有钱人喝的也不过是“小叶茉莉双薰”。所谓“小叶茉莉双薰”，是江逝、安徽、福建的茶商将绿茶从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的运粮水道运进京，再经过北京茶局子密封，用茉莉花混在一起蒸薰，高级的选用嫩春芽茶，加茉莉花薰两次而得名的。
而穷人则只能喝“高末”了。所谓“高末”不过是筛选下来茶叶末。落魄的旗人弟子为了面子，出来到茶馆应酬时，美其名曰“高末”。这就似邓友梅先生小说《那五》里主人公那五都伦落到每日三餐只能就咸菜下饭了，还跟人说这咸菜得点芝麻香油。凡事也得讲究个“谱”不是。
旧时旗人喝茶讲究酒足饭饱后来壶热茶，这茶得用滚开的水沏，而且茶还得闷一会再喝，掀开盖得见颜色，还要讲究个酽。这就像现在还有很多北京人喜欢以茶解酒，茶不酽当然影响“功效了”。
清代满族从山海关入关，爱新觉罗氏入主北京。从关外带来的饮食习惯大多还是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马背上的民族以牛羊肉、奶制品为主，喝茶喜饮去油腻、助消化的浓茶、酽茶。而红茶、普洱茶正合其意，再有当年北京人都是喝井水，北方的地下水水质很硬，这样的水质来泡龙井、旗枪、瓜片之类恐怕不是明智之选。再说天冷时吃完油腻的东西再喝绿茶弄不好要腹泻。
而我国的茶文化的流传远自唐代，这一说法可以从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唐代成套纯金茶具得到印证，而唐代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至今还影响着我们。宋代的斗茶和简约质朴的茶具令茶文化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茶事发展到明代则达到了一个高峰。至清代茶反而退回到初始的功用层面上。时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闽浙一带的功夫茶的影响力只能达到长江以南，而北方大部分地区饮茶仍继承了清代的传统，改革开放后“南风日渐”北京人才慢慢接触到香片以外的绿茶、红茶、普洱茶。
说到普洱茶这二年的行情像坐了火箭一样，这一结果令许多老茶客深感意外。这一结果应该感谢香港同胞。当年为藏族同胞服务的西去的数百年茶马古道转而南下，流传到香江。洽逢“九七”香港一些茶商怕以往低价试进的普洱茶砸在手里，于是就在普洱茶的功用上忽悠了台湾同仁一把，也赶上台湾近几年经济不错，老百姓们也搭便车得上了高血脂、高血压和肥胖症。这样普洱茶消食去油的功效被神化了一把，等台胞们明白过来为时已晚，结果台胞们再接再励又忽悠了刚富起来大陆同胞一把，现而今的情景是普洱茶变成了人们的投资工具，与炒房、炒股有一拼了。
如今人们见了面问侯语己变成：“哥儿们，今儿喝的什么茶？呵呵！不会也是普洱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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