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人“食茶”的历史同样也很古远。东晋裴渊的《广州记》说：“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这酉平县即为后之归善县，古属惠州。所谓“皋卢”也就是苦艼茶。而陆羽的《茶经》也有单道开“所饮茶苏而已”的记载，单为敦煌人，晋升平元年（357）落户罗浮。他既要饮茶，自然得种茶，说惠州种茶最迟始于晋代，大致不谬。
茶的普及是在唐代以后，这与佛教的兴盛颇有关系。唐人《封氏闻见记》便说南方的寺僧“习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身怀挟，到处煮炊，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有一点他还没说：僧人视茶为“不发”（抑制性欲）之药，以为饮之有助屏绝尘念。总之，“茶佛一味”，唐代寺观众多的罗浮山盛行种茶和饮茶，是情理中事。《全唐诗》载有胡宿的《冲虚观》诗，谓“茗园春嫩一旗开”，可见罗浮山在唐代已有茶园。李翱于唐元和四年（809）知循州，他的《解惑》文则说王野人移居罗浮，“积十年，及构草堂，植茶成园，犁山田三十亩以供食”，那时的茶园已是颇具规模。
到了北宋，“斗茶”已成惠州民间习俗，这又有东坡的诗文为证。东坡游罗浮，品尝了景泰禅师的卓锡泉，作《记》说：“岭外唯惠人喜斗茶，此水不虚出也！”在惠州他也种茶，有《种茶》诗：“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紫笋，古茶名，有人释为“紫色的竹笋”，那是望文生义。还有一首有名的《汲江煎茶》诗，首联云：“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如今“钓石”尚存，就在桥东沿江路边，只是已无“清深”可取，难再见坡翁当年“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的情景了。 稍后，唐庚贬惠州，作《斗茶记》，说：“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某闽人其所赍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较皆精绝”。 寄傲斋和龙塘，故址在今之子西岭；“赍宜”， 携来佐茶的菜肴（一说是用作调味用的姜蒜葱韭等碎末）。惠人“斗茶” 的情形，于此约略可见。一个“烹”字，更说明那时所“斗”之茶，非如今冲泡式的功夫茶。东坡诗谓“薄薄酒，胜茶汤”，叫茶汤，是因为当中除茶叶外，还有其他配料如姜葱椒盐米豆油麻等。享用这种连渣带水煎烹而成的茶汤，古人说“喝”，惠州话说“食”，都不为无理“采茶作饼，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这种见载于汉末的喝茶方法，据说延至宋代后便逐渐消失，其实未必尽然。旧属惠州的海陆丰地区流传着一首竹枝词：“辰时餐饭已餐菜，牙砵擂来响几家。厚薄人情何处见？看他多少下芝麻。”这里说的擂茶，是惠东汕尾等地至今仍保留着的古老喝茶习俗，有客至或是喜庆事，必擂茶以示隆重。生小孩满月，谓之“满月茶” ；建新房上梁，谓之“上梁茶” ；亲家母头一回上门商议儿女嫁娶事宜，少不了又要擂“亲家茶”。茶的配料虽因具体条件而有所变化和不同，故有咸茶、菜茶、药茶等众多名目，烹制的方法却与上述古法大体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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