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陆纳的以茶待客真如他所说的是一种朴素之风,那么,桓温宴客时所摆的清茶,就绝对不是秉性节俭的表现,而是借此提高自己在朝野的声望,最终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茶在桓温手中完全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幌子。
桓温(312年-373年),字元子,东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出身士族,娶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他曾三次率大军北伐,借收复中原来收揽人心,提高个人的威望,凯觎帝位。由于带有极端个人利欲目的,所以他的三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如永和十年(354年),他首次北伐率军进至与前秦之都长安仅一步之遥的灞上,便想坐待秦军自溃,以不战而胜来抬高自己的威望,结果是被秦军抢收了春麦,坚壁清野,晋军因军粮不继而被迫南撤。第二次北伐在攻下洛阳后,为了威胁朝廷,桓温建议迁都洛阳,并主张将东晋立国以来流寓江南的北方人全部迁回河南,因此引起了朝廷大臣的猜忌、牵制和南下士族的反对,力量内耗,洛阳终于得而复失。第三次北伐曾一路所向无敌,进至离前燕之都邺城仅两百余里时,桓温又一次妄图坐取全胜,以赢得朝野之口碑,结果坐失良机,敌援大至,惨败而退。
兴宁二年(364年),已位进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桓温又被加官为扬州牧。此时的桓温,一举一动都顾及自身形象,为了表示在生活上一贯清廉节俭,每逢请客宴会,用以招待的只有七盘茶和果。陆纳出任吴兴太守之前,支向桓温辞行,谈话间问及桓温可饮多少酒,桓温说:酒不过三升,肉不过十块。桓温的这种虚伪的简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至少记载了宴客以茶一事的《晋书》的作者是受了他的蒙骗,以为桓温是性俭而有此举。
其实,桓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利用茶来玩弄政治权谋的人。
太和六年(371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奕,改立简文帝,自己专擅朝政。次年简文帝死,野心勃勃的桓温要求加九锡,作代晋称帝的最后图谋。此时,一代名臣谢安出山,他得知桓温已染重病,便与他巧妙周旋,拖延时间。桓温终于未能加九锡而抱憾病死。
桓温的尚茶之风在当时的影响或还可从一位督将的故事来见一斑。桓温部下有位督将因身体虚热,喝上了茶,后来越喝越厉害,经常非得喝上一斛二斗(即十二斗,一斛为十斗)才感到舒服,略减个几升便觉得不满足,以致后来家境贫困。有人问:这是什么病?一位有识之士说:这个病叫作斛茗瘕。
这事出于《续搜神记》,实属怪诞、夸张,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王子喝茶不认茶
茶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远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在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江南地区,虽然早已有栽种茶树的历史,但茶的引人入胜仅限于很少部分人中。这倒并不是人们不知道茶,实在是对茶的苦涩难以忍受。现在尚无法考证那时茶的采制工艺和煎泡手艺,但大致可以肯定,其工艺和手艺尚未达到能让人普遍接受的境地。
然而,此时的茶在山林寺观中却显示了不同寻常的美感来。
记述南朝刘宋史实的《宋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宋孝武帝时,新安王刘子鸾和他的哥哥豫章王刘子尚,一起前往八公山(今安徽寿县城北)访昙济道人。昙济以茶相待,两位王子饮后啧啧称奇,但他们不相信这就是茶,刘子尚说:这真是甘露啊,岂能说是茶!
这两位王子也曾饮过茶,但其茶苦口不堪。现在八公山上昙济之茶美如甘露,反而不相信这也是茶。可见当时好茶难见,佳茗难求,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为什么茶事不见繁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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