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文化崛起的两把火-访黄桂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城万市普洱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因果关系。普洱茶今天能横扫半壁江山，红遍大江南北，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无数的茶人、前辈以自己心血与汗水铺路搭桥，甘当人梯，为后来的普洱茶复兴积蓄了实力，奠定了基础。

今天，当我们重温普洱茶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就会发现，普洱茶的复兴之源，与两篇重要的普洱茶学术论文有着深厚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这两篇论文堪称普洱茶的一次“革命”，从根本上扭转了普洱茶的命运，从而造就了今日普洱茶显赫地位。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发表于1992年的中国《农业考古》第二期；一篇为《论云南澜沧邦崴古茶树的发现考察论证及其文物价值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发表于1993年的中国《农业考古》第四期。

两篇气势磅礴的论文，均出自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和顾问、原云南思茅市文物管理所所长、研究员、思茅市茶协茶文化工委副主任、云南普洱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首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黄桂枢先生之手。

两篇论文，一前一后，相差一年，一样在茶界掀起一股狂飙，引起巨大震撼。

两篇论文，是一声春雷，从此唤来了普洱茶文化的东风；两篇论文，是一座基石，为今天的普洱茶盛兴奠定了基础。

普洱茶文化崛起的第一把火：
《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

2007年1月28日，位于思茅市月光路1号的思茅市政府一栋普通四层楼房内，普洱网一行专程拜访了首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原思茅市文物管理所所长、研究员、现云南普洱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黄桂枢先生。

对于那段尘封的往事，黄桂枢先生至今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时光追溯到上世纪的1993年，那时，普洱茶在祖国大陆还是一般的商品茶，内地有人知道有普洱茶。在港、台一带，因历史原因滞留有一批普洱茶，由于人们对此缺乏必要认识，那批茶在市场上热不起来，商家也大多惨淡经营。

一直以来从事思茅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黄桂枢先生，因工作的便利和经验的积累，使他对普洱茶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有着更深层次的了解，更熟知普洱茶曾经的风光与辉煌，而当时，关于普洱茶的历史文化几乎无人提及。

丹心一颗献普洱，热血满腔铸辉煌。他跋山涉水，餐风宿露，进村寨，登茶山，问茶农，访村民，踏遍思茅茶区的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经过多年时间的劳苦奔波，1991年底，黄桂枢先生从茶文物进而研究茶文化，开始了挑战普洱茶历史文化零的突破。一篇普洱茶文化的鸿篇巨作《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正式诞生。

在这篇论文中，黄桂枢先生从普洱茶的种植和分布区域、普洱茶的特点和品种、普洱茶马古道的兴起与衰落、普洱茶与古诗曲、解放后的普洱茶发展状况五个方面，首次系统、明确、完整的提出了“普洱茶文化”这个概念；首次全新梳理、整合了普洱茶文化发展历史；首次对普洱茶文化的范畴作了界定，包括茶马古道、古茶树、老茶庄茶号遗址、茶诗茶楹联等均属茶文化的承载物。

《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一文最初发表在1992年的中国《农业考古》（该刊属国际性学术刊物，全球发行）第二期。出人意料，论文在国内反响平平，少人喝采；更出人意料，论文在港台地区引起巨大轰动，反响积极强烈，香港《中国茶文化》、台湾《紫玉金砂》等媒体全文转载、连载报道宣传，经营普洱茶的茶商更是奔走相告，喜笑颜开，他们纷纷说“我们像干旱盼下雨那样早就希望有普洱茶的历史文化出现，黄先生了不起，终于圆了大家的梦”。几乎一夜之间，黄桂枢的大名响彻港台、沿海地区，成为茶人中的名人。

《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的发表，震动茶界、港台、广东沿海地区。从此以后，《略考》一文成为港台普洱茶商引经据典的“辞典”，很多茶商普洱茶的说明书或茶叶简介中，大量引用黄先生的论文，由于普洱茶赋予了文化和历史的内涵，普洱茶也一改过去无人问津，滞销难售的旧貌，开始在港台地区大行其道，前景渐趋明朗，市场营销逐渐开始火爆，并在随后的几年中，将“普洱茶热”延伸到祖国大陆沿海地区，再由沿海辐射到内陆各省。《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的发表，为黄桂枢先生向当时的思茅地委书记李师程提出在思茅召开“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创造了条件，时任地委书记的李师程积极采纳了黄桂枢先生的意见，并委托他全力筹备此次学术盛会。论文发表后，在茶界引起广大专家、学者、教授的极大关注，在黄桂枢先生的积极奔走下，1993年4月，“首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在思茅如期举行，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81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为普洱茶发展献计献策；这篇论文的发表，“普洱茶文化”开始走入千家万户，持续不断的普洱茶文化研究蓬勃兴起……

普洱茶文化复兴的第二把火：
《澜沧邦崴古茶树的发现考察论证》确定普洱茶文化历史地位

90年代以前，关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一直在国际茶界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为历史原因，有人认为，茶树原产地是印度“阿萨姆种”茶树，多年来，随着思茅地区陆续发现景谷宽叶木兰化石（新种）、中华木兰化石及镇沅千家寨2700年野生大茶树，澜沧邦崴千年过渡型大茶树及景迈万亩栽培型古茶园，思茅已具备世界茶树原产地的所有条件。

1993年4月，在中国思茅举行的“首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由时任云南省思茅市文物管理所所长黄桂枢交流了《论云南澜沧邦崴古茶树的发现考察论证及其文物价值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一文，为解决国际茶界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的争论作出了贡献，他为国家邮电部提供了该论文材料，使澜沧邦崴过渡型古茶树登上国家邮票。（1997年4月8日发行），思茅最终被确定为世界茶树原产地。

思茅世界茶树原产地的地位来之不易，黄桂枢先生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

茶为被子植物，属山茶科，山茶属，按物种起源论，茶树是由景谷宽叶木兰经中华木兰演化而来，宽叶木兰化石就是茶树的始祖。随着上世纪70年代，思茅地区陆续出土了景谷宽叶木兰化石和中华木兰化石，又相继发现了树龄在千年以上的野生大茶树及万亩栽培型古茶园，思茅离世界茶树原产地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而这却是关键的一步，即缺少野生茶树驯化为人工栽培茶树之间的过渡型古茶树。

据黄桂枢先生回忆，澜沧邦崴大茶树是何仕华先生发现并组织考察的，1991年12月13日，《思茅报》首次报导了在云南思茅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村发现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过渡型千年古茶树的消息，引起了他极大兴趣，亦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黄桂枢先生随即主动请命，在当时的思茅地委、行署领导的支持、信任下，黄桂枢先生与何仕华先生两次来到邦崴考察过渡型古茶树，其间，走访了当地干部、茶农和村民及茶界的专家、教授。通过一系列广泛的社会调查，在“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前夕，黄桂枢终于完成《论云南澜沧邦崴古茶树的发现考察论证及其文物价值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一文，在大会交流后，论文在1993年的《农业考古》第4期发表。该文从澜沧邦崴古茶树的发现及考察论证，澜沧邦崴古茶树的文物价值，澜沧邦崴古茶树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发现澜沧邦崴古茶树的社会价值及学术意义，为思茅成为世界茶树原产地和国家发行“澜沧邦崴过渡型茶树”邮票奠定了理论基础。

通过澜沧邦崴过渡型古茶树的发现，确定了思茅茶树原产地的历史地位，对推动普洱茶文化发展有着很大意义。

云南思茅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表明目前世界上所有的茶树都源于云南，根在思茅市，是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表明云南独树一帜的大叶种茶其内含物质、保健作用和药效功能，优于中叶种和小叶种，这对于促进普洱茶发展，带动人们对云南大叶种茶价值的认同，均有着巨大影响和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