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一次关于现代茶业发展的研讨会上,来自台湾惠美寿茶业有限公司的黄正敏先生,回顾15年前的茶叶外贸经历时,感慨道:“我们更羡慕大陆茶行销得更有组织、有实力。”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茶叶出口业务几乎全由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中茶公司)负责,而时任中茶公司总经理的正是觉农勋章获得者施云清先生。
1950自复旦大学茶学专业毕业后,施云清就走上了从事茶业的人生道路。由于表现突出,1955年他又被选派去北京外贸学院学习,成为国家定点培养的茶叶外贸专业人才,从此,一生从事茶叶外贸工作。
复旦大学是一所拥有优良革命传统和革命气氛的高校,遵循它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以及茶学专业的创办人吴觉农先生提出的“复兴华茶”的口号,施云清和他的同学们一起,从读书期间就立下了为中国茶业复兴而贡献力量的志向,并将这一志向从复旦大学带到了工作岗位。
1956年,结婚刚刚两个月的施云清,就被派往了非洲大陆上第一个也是刚刚和我国建交的埃及工作。那时,正处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时期,埃及上下弥漫着紧张的空气,西方国家封锁了埃及的对外贸易,当时,埃及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茶叶供给严重不足,施云清和他所在工作组负责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埃及对茶叶需求情况,并将情况反馈给国内,以便积极组织货源,以茶叶支援埃及人民。有统计资料显示,1954年,中国出口埃及的茶叶只有几十吨,通过施云清他们的努力,建交后,我国对埃及的茶叶出口迅速达到了900吨。这一举措,不仅是在埃及人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为中埃甚至中非友谊播下了种子;同时,也为中国茶叶走进非洲,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我们大多数人,甚至是茶人的印象里,中国只是个茶叶出口国,并没有进口业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但是,做茶叶外贸工作的施云清却先后被派往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从事茶叶进口工作。原来,在开拓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过程中,我们也和很多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贸关系,为了实现贸易平衡,中国也开始从一些国家进口茶叶。比如斯里兰卡,我们向他们出口大米,他们缺少外汇用于支付,我们对他们进行照顾,进口他们的茶叶,通过以货易货的形式,实现贸易的平衡。
1965年,施云清被派往来斯里兰卡。那时候,我国派出的驻往商贸小组通常都是3人一组,但是,看中施云清的出色工作能力,这一次,领导派出的小组里只有他一个人。来到斯里兰卡后,施云清联系中国大使馆、寻找办公地点、拜访斯里兰卡相关政府机构和茶叶企业,把这个“一人小组”安顿下来,接洽好了各方面关系之后,正式的业务工作也展开了。
斯里兰卡的茶叶主要通过拍卖市场进行交易。施云清来到当地的拍卖市场,观察别人的操作方式,同时也结交了一些经纪人,并在实际的考察和观察中,发现了少数茶商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伎俩。因此,他在把采购茶叶类别、价位交代给不同的经纪人后,常常还是会早上两三点钟就出现在了茶厂的加工车间,亲自前往一些茶厂抽查茶叶质量。强烈的责任心,让施云清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在他细致、严谨的监督下,我国从斯里兰卡进口的2000吨茶叶中,没有一批出现问题。同样,上世纪80年代,经他手,从孟加拉国进口的2000吨茶叶中,也是全部合格。先付10%的订金,我方要派人前往茶叶出口生产点抽检,要有国际认证机构检测,到岸后我方再进行检测……签订合同时一系列看似苛刻的条件,既规范了出口企业的生产,保证了我们的利益,也为我国与其他国家茶叶贸易积累了宝贵的实操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茶迅速打开了欧洲市场,但是国内的产量却跟不上。受到利益的驱使,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弄到中国茶。多头供货,不仅使茶价混乱,也使得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中国茶的出口和声誉。1980年出口量曾达到3900吨,1981年则降到了2100吨。为了规范中国茶在欧洲市场上的贸易渠道,这个时候,施云清又被派往了法国,并与当地资本合资成立了一家主营香料和茶的贸易公司,他任中方总经理。来到法国后,施云清先是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然后,迅速培养了一批经营中国茶的客户,作为中国茶在欧洲的一级代理商,所有来自中国的茶叶只交给他们,其他商贩则要从他们手上购进中国茶,同时,他们也必须承担中方规定的代理量和其他代理义务。方法虽然并不复杂,但是效果却非常明显,经过这番整治,中国输欧茶叶在1985年迅速恢复到了5000吨的水平。2008年3月,一条喜讯从法国传来,法国华人陈文雄被选为巴黎第13区副区长,成为巴黎首位华人副区长,而他的父亲陈顺源正是以经营中国茶起家的,当年施云清驻守巴黎的时候,两人就相互帮助,共同推广中国茶,成为了好朋友。
施云清被派往国外,主要的工作是茶叶贸易,他也确实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比如,在巴基斯坦代表处工作,成功开拓了当地的花茶市场,签订了30吨的花茶出口协议;中美建交后,作为第一次访美土畜贸易小组成员,他和他的同事敏锐地发现了美国市场对速溶茶原料绿茶的需求,并在之后的工作中积极开拓,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每年对美国出口2万吨。由于改革开放之前大部分时间,中国都是处在西方封锁之下,难以获取茶叶加工的新技术。但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丰富的茶叶知识,让施云清不止于做贸易,而是总能“意外”地发现国内需要的技术,在外驻斯里兰卡期间,他就用相机从多角度拍下了茶叶加工机器转子机,为国内研究开发相应产品提供了重要参考。
但是,在“文革”期间,这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举措却被视为“崇洋媚外”,好在驻外期间,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1976年“文革”一结束,所有的批判就烟消云散了。
长期的外贸工作,让施云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发展中国茶业就不能不推广中国茶文化。为了展示并推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1989年,身为中茶公司总经理的施云清和当时在北京的几个茶叶主管单位,商议决定筹办一次“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邀请海内外茶人、茶厂和茶商参加。1989年9月10日,展示周在北京召开,当时全国人大的两位副委员长习仲勋、严济慈及其他领导为大会剪彩。港台地区茶人应邀参加,海外则有美、英、法、日、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等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书画名家赵朴初、启功、爱新觉罗·溥杰、董寿平、唐云、刘炳森等人都为展示会泼墨。展示周期间,参观人数达数万之众,达成了大量交易,其中签订茶叶出口合同数千万美元。堪称当时茶界的一大盛事。
10月28日,吴觉农在北京逝世,茶界陷入沉痛之中。而不久之后,关于1989年中国茶叶出口情况的数据又让茶人们感到无比的欣慰。1989年,中国茶叶出口为20.45万吨,创汇4.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茶叶出口大国。在世界茶业出口大国的竞争中,20世纪初,印度和斯里兰卡茶叶出口量相继超过中国,经几十年的奋起直追,1989年中国终于超过了斯里兰卡,这是全国茶人努力的结果,当然也有时任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施云清的一份贡献,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感慨道:“告慰吴老在天之灵,我有幸参与这一关键时刻。此来之不易的时刻,凝结了几代人薪火相传的不懈努力。”
关于施云清的茶事还有很多很多,但是所有这些都无不包含了他对复兴中国茶叶的远大抱负,无不体现着吴觉农倡导的“茶人精神”。如果要给他的从茶经历做个总结,也许《世界茶产业100年》关于他任中茶公司总经理那个时代的评价,也能反映一些他的贡献吧:“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陆茶业取得辉煌成就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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