绢本
长25.1厘米,宽12厘米
上海博物馆收藏
唐代僧人怀素所书。怀素(725—785),字藏真,湖南长沙人,他的俗家姓钱,幼年出家做了和尚。怀素是以书法而闻名的,特别是狂草,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突出的地位。
“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
《苦笋帖》,绢本,长25.1厘米,宽12厘米,字径约3.3厘米左右,清时曾珍藏于内府,现藏上海博物馆。
《茶录》碑帖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学士。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茶录》问世后,抄本,拓本很多。见诸记载的有:
“宋蔡襄书《茶录》帖并序……小楷。在沪见孙伯渊藏本,后有吴荣光跋,宋拓本,摹勒甚精,拓墨稍淡。此拓本现或藏上海博物馆”。(《善本碑帖录》)
“宋蔡襄《茶录》一卷。素笺乌丝栏本,楷书,今上下篇,前后俱有自序,款识云:治平元年三司使给事中臣蔡襄谨记。引首有李东阳篆书‘君谟茶录’四大字,……后附文征明隶书《龙茶录考》,有文彭、久震孟二跋”。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也藏有一卷《楷书蔡襄茶录》,规格为高34.5厘米,长128厘米纸本,无款。
其他还有《绢本茶录》。《绢本茶录》原件已轶。在明代宋珏《古香斋宝藏蔡帖》的《茶录》刻本,就是按绢本茶录刻的,其中或见其端倪。
《精茶帖》也称《暑热帖》、《致公谨帖》,藏于故宫博物院,该帖亦入刻《三希堂法帖》其文曰:
“(蔡)襄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
宋皇祐二年(1050年)11月,蔡襄自福建仙游出发,应朝廷之召,赴任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之职。途经杭州,约逗留两个月后,于1051年初夏,继续北上汴京。临行之际,他给邂逅钱塘的好友冯京(当世)留了一封手札,这就是《思咏帖》。信札全文如下:
“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
信中所载“唐侯”,即唐询(彦猷),为福建路转运使。“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一句,据徐邦达先生考证认为:“是指有关茶的事情。唐氏曾官福建路转运使,福建是产茶的地方,可知那时唐氏正在任上。”(《古书画过眼要录》)所谓“有关茶的事情”,也就是当时的斗茶活动。
根据信中语气揣测,王白、游闰两人,均当为蔡襄、冯京和唐询所熟识。“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这条“战况”,由唐报蔡,再由蔡达冯,又说明他们都是斗茶圈子中人。通过这条消息,我们不难透视到宋人斗茶的激烈程度,斗茶已成“一春之盛事”,而且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出现了不少的高手。蔡襄对此事的评语,虽只有“大可怪也”的寥寥四字,却形象地表现了王白作为一个常胜将军,而今失手于游闰,令一代茶艺权威惊呼“大可怪也”,并郑重其事地与好友通报,足以证明了斗茶一艺在宋代士大夫们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思咏帖》尾后两行所书“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其中的“大饼”,当指当时的贡茶大龙团;青瓯,则当是浙江龙泉青瓷茶碗。在这一茶友间的礼尚往来中,我们还能感觉到,在茶具的使用上,除斗茶所必用的兔毫盏外,日常品茶,恐怕还是多取青瓷的。
《思咏帖》书体属草书,共十行,字字独立而笔意暗连,用笔虚灵生动,精妙雅妍。通篇虽不及“茶”、“茗”一字,但其中蕴含的风流倜傥的人物形象,及其游戏茗事的清韵,则真是呼之欲出,袅袅不绝。
纸本,行书
纵34.4厘米,横48.69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该帖亦称《新岁未获展庆帖》,是苏东坡写给好友陈(季常)的一通手札。共十九行,247字。《快雪堂法帖》、《三希堂法帖》摹刻,《墨缘汇观》著录,该贴用笔精良,章法上也多过人之处,正如岳珂所评:“如繁星丽天,照映千古”。据其内容来说,该帖不仅是苏轼书迹中的一件杰作,也是茶文化的一件珍贵资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宋四家”之一。
在谈该帖之前,让我们先看两首苏东坡的诗:
次韵黄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饮时,煮之无问叶与骨。
穷厥味臼始用,复计其初碾方出。
计尽功极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创物。
破槽折杵向墙角,亦其遭遇有伸屈。
岁久讲求知处所,佳者出自衡山窟。
巴蜀石工强镌凿,理疏性软良可咄。
予家江阳远莫致,尘土何人为披拂。
次韵周种惠石铫
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
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
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蒸藓未干。
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
前一首诗,是讲茶磨生成是基于臼和碾,作为一种碎茶工具,它与石质的好坏有相当的关系,苏轼认为衡山之石磨要比巴蜀的好,但由于地处四川江阳(即今之彭山县东)难得此佳物,感到很遗憾。
后一首诗则富含理趣,是赞誉周氏送给他的“石铫”的许多优点。由诗中可知,这种壶状饮具为青黑色石料所成,隔热性能良好,大腹无足,很是稳固。
在苏东坡的眼里,茶具不仅是烹茶的器皿,也是一种艺术品。因而当他得知季常家有一副茶臼时,便赶快修书去借来,让工匠依样制造,以饱眼福。《新岁展庆帖》中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
“……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出。乞暂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
根据《次韵周种惠石铫》诗中“铜腥铁涩不宜泉”一句,可知茶具不宜用铜器等金属制作。《新岁展庆帖》里,东坡欲请铜匠铸茶臼,大概是因为建州茶臼的形状很好,而仿造以便欣赏的,当然,仿造的毕竟不如真的好,所以,苏东坡在信中又说,假使有人到福建去,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木质的来。
为了借一副茶臼,东坡在大年初二写了这封信,并派专人去取。如此在意,其癖好可见一斑。那么,建州木茶臼子到底妙在何处,是什么魅力让苏轼如此费心呢?我们不妨看一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少游)所写的《茶臼》一诗,它简直就是《新岁展庆帖》的注脚:
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
巧制合臼形,雅音伴 。
虚室困亭午,松然明鼎窗。
呼奴碎圆月,搔首闻铮纵。
茶仙赖君得,睡魔资尔降。
所宜玉兔捣,不必力士扛。
愿偕黄金碾,自比白玉缸。
彼美制作妙,俗物难与双。
纸本
纵23.4厘米,横18.1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啜茶帖》,也称《致道源帖》,是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写给道源的一则便札,22字,纵分4行。《墨缘汇观》、《三希堂法帖》著录。其书用墨丰赡而骨力洞达,所谓“无意于嘉而嘉”于此可见一斑。
纸本,行书
纵27.6厘米,横45.2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北宋文人陈慥,字季常,与苏轼友善,两人书信来往甚频,《一夜帖》即为其中之一。《一夜帖》,又名《季常帖》、《致季常尺牍》。《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其文曰:“一夜寻黄居寀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榻,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轼白,季常。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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