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本来具有实用功能,但这种实用功能逐渐转化,在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里产生了“异变”,它同各个不同民族的性格、情感及审美情趣相结合,并融于众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习俗之中。“茶”的魅力,不仅因为它只是一种单纯的饮料,一种具有实用功能的植物体,而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不断地在“茶马古道”上“流动”与“定着”。这样一来,它就能反映许多民族的理想,并渗透于人的情感世界之中,它是滇域人民的智慧之果,虽于结了二千余年,但滇域民族至今仍被笼罩在它浓烈的文化馨香氛围之中。
在今云南的迪庆中甸就有“茶会”。茶会是流行于大、小中甸的男女青年的一种集体社交活动,颇受藏族男女青年的欢迎。茶会时,由男方或女方邀请其他村寨的客人到本村赴会。邀约时,首先要抢一件对方的信物,结果能赴约,就把信物留下,到茶会上取回。如不同意就把不能赴约的理由陈述清楚,拿回信物,或挽留对方到本村赴会。坚持下去,就一定得把信物要回,欺骗对方,就意味道着今后不再来往,失信者的信物会被剁碎,表示“一刀两断”。茶会的时间在双方约定的当天傍晚开始,直到第二天黎明结束,唱歌、对歌,通宵达旦。
茶会由主客双方组成。主方称“扎里”,意思是备茶,客方称“扎汤”,意为吃茶。茶会的主方应准备好酥油茶,对客人表示热烈欢迎。茶会就是歌会。若一个村里的男青年,邀请了两个村子的女青年,那歌会的场面则理加激烈。在这种社交场合中,可以谈情说爱,可用歌声抒发自己的感情和表达自己的向往,可用歌声来度过结婚前的欢乐岁月。在这种场合中寻求到自己的情侣知己。赴茶会的男女青年,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建立情谊。第一次茶会上认识的,不到三年的为新交朋友,称新姐妹,三年后成为旧朋友,称旧姐妹。在彼此的交往中,骑马相遇也要下马相让,使用甜甜蜜蜜的语言,互相问候,表达感情,以示尊重。茶会上主要由客方唱歌,主方只在段落间隙回敬唱一两首。如果是新交朋友的茶会,歌声逐通宵达旦,吆歌揉怀。如果是旧朋友相会,就用较长的时间说话,更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意,卜情卦,互换纪念品。纪念品分十八年相交的和终生为伴侣的标记两种。十八年相交的标志是互换挂带、手巾,说明在青年时代互不相忘,做亲密朋友。愿为恩爱夫妻的标志是把男女双方的衣袖或带子割断互换,表示一世不再分离。后者,有说服双方父母而完婚的。茶调有赞垫调、赞茶调、欢聚调、情谊调、鸡鸣调、分别调、伤心调、约会调等等,这些茶调,有的欢快,有的哀愁,有的激昂,有的深沉……类似此种茶会的习俗,在滇域的许多民族中都有。这些习俗一“茶”为支点,由此引发出一种群体社会活动,“茶”文化巧妙的和滇西北藏族本身的民族习俗结合了。中甸的藏族喝酥油茶时,其茶具是木制碗,而此类木制碗就带有审美的情味。这种藏族喝酥油茶的木碗分普通型和名贵型两类:普通型木碗,一般采用木质花纹较为大众化的山茶花木,不加镶饰,但也美观大方,十分耐看,具有山野之味,令人想起大山、森林。名贵型木碗,多先用优质的根瘤,其中薅枝根瘤被推崇为“木宝”,其质地花纹绚丽多彩。有的花纹如溪水清漾,似有泉水喘息之声,有的连绵起伏之山峦,予人凝重之感,有的似柔姿曼舞的少女,有的好像步撼山岳的金刚。这些似像非像,近乎似与不似之间的图案,颇得自然之灵气和人性的“思想”,如若镶上银饰,这又增添了无上的光彩,其灼灼让人目不遐接,玩味不已。木碗的上漆工艺也十分考究,一定要选用藏漆,用此漆使木碗增色不少,其光泽度甚好,绝缘性强,并且耐酸碱寒热,不需打底色便能泛金黄之色,显示出一种古朴厚实的原始美。更为有趣的是,这些木碗还分男女两式。男式木碗底部与碗口间距较小,碗口外开,放在桌上,给人钟鼎落地的雄性力量之感,体现了藏族汉子刚直、勇猛、淳朴的特点,纯属给人阳刚之美的“感觉”。而女式木碗,碗口与底部间距较大,形如少女乳房,光滑如玉,给人纤细婷婷的阴柔美感。当然,同木碗配套的还有酥油茶、糌粑和及各种各样的木质小酒杯。其样式、色彩里仍包含有藏、纳西、白族的“文化气味”。
由于“茶马古道”是流动着的,其跨越的地区非常多,予不同民族的交往构成了它文化的特殊性。“茶马古道”贯穿的不同地域,各个民族之间都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和距离。如果没有这些差距,那么“茶马”文化也就失去了它的博大性和特殊性,同时其价值和意义也就随之消失。“茶马古道”文化本身就是在各民族各地区进行交流和影响并相互渗透,正因为如此,同化、取代、融合,激烈的碰撞,各民族各地区在更高的层次上又再现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及特质,并形成了新的差距。“茶马文化”是以滇域的本土文化精神同西藏、四川、印度、尼泊尔、中原腹里地区的交往中,在众多民族文化的接触中逐步完善和在更高层次确立了自己的个性特性的典型。我们的实地调查不仅证实了“茶马文化”的博大,同时也看到了“茶马”文化的特性。由德钦县翻过梅里雪山的加朗乡,“加朗”(位于梅里雪山的西藏中部)藏语意思就是“通往汉地和印度的地方”。当地的藏民同我们一起跳锅庄和弦子舞时,歌中反复咏叹着:
大理是个美丽的地方
洱海的茶叶遍香
请将哈达和酥油留下
把我们的歌带回你的家乡
印度是孔雀的故乡
孔誉之地光芒万丈
那地方还有檩香
……
还有如在小中甸、乡城、盐井都还留有纳西村,这些村的风俗已接近藏族。拿小中甸村来说,村民平常都恪守藏族习俗,通用藏语交际。但现今老一辈的人还能说纳西语。在我们调查过的一些藏族村寨,有“烧猪毛(刹猪后不烫毛)”、上门女婿另取“喜名”的白族旧俗。乡城、盐井的藏族说他们选梯田、打梁引水、烧砖瓦的技术最初是从纳西族哪儿学来的。在乡城,还能见到纳西族的城堡遗址及现存的纳西式房屋。“茶马古道”上的一些藏族的丧葬就包括天葬、水葬、火葬、土葬等等,中甸县、德钦县等地的许多借词多来自汉语云南方言,这就说明了“茶马文化”特性——流动。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显然是随“茶马古道”传播进来的,由于“茶”的价值,其交易可获很高利润,佛教也就伴“茶马”商道而流布,寺庙也就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兴盛起来,僧众的地位也就伴随着经济的繁荣而显赫起来。“稻作文化”、“茶文化”等等一列文化的兴盛自有其中心,兴盛的中心正是滇域的红土高原,这就造成滇域有“文化水域”之称,“物质文化”的发展必然引起商业的兴起,而商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流动”,元人郭松年《大理行记》描述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菇劳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认为:“滇之佛教,传闻于汉、晋,兴隆于唐、宋。”此说应当大致可信。滇域的“茶马古道”可以说兴于汉、晋,其路辐射成众多的“道”以佛教会合点大理为中心,它可达丽将、中甸、福贡,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进入西藏、尼泊尔、印度,从佛教(大乘佛教)传播的路线来看,许多同“茶马古道”是重合的,如大理的宗圣寺、剑川石窟、宾川鸡足山、中甸归化寺、的秦东竹林寺、西藏碧土寺、左贡寺、田安寺、昌都向巴林寺、类乌齐喝玛丹萨寺等等,这些寺都是沿“茶马故道”修建而成的。一般来说,滇西北的广大地区,信仰的宗教是自由身的原始宗教和由印度传来的大乘佛教汇流而成的,而大乘佛教在中国又形成汉传和藏传佛教,“茶马古道”上二者又交会。大乘教是从部派佛教中孕育出来的,它要求回归释迦的原始佛教的精神,革新佛教教义。大乘的意思就是谁都能够乘坐、容纳大众、属于大众的佛教,以普渡众生为其终极目的。大乘教将释迦的存在超历史化、超人格化,而且释迦的神格、精神具体化,产生了东师、大日、阿弥陀等一系列的佛。大乘扩大了菩萨成佛以前的修行方法,为芸芸众生提供了各种手段来实现成佛的目的,人人具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大乘教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比较广,在藏区它同藏民族的本教结合而成了喇嘛教。大乘教传入滇域,正是“茶马古道”繁盛的时期,它远传到云南的丽江、大理、楚雄一带。在纳西族的宗教典籍东巴经中有大量的大乘教借词,而且可以明显的看出藏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丁巴什罗”、“东巴”、“能科”以及“参禅”、“金刚杵”、“天尊”等等。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汉传佛教、藏传喇嘛教、纳西东巴教三者通过“茶马古道”所进行的“融合”。另外,小乘教也流入了这一地区。有一个叫“释里达多”的印度摩迦陀阿叱力僧,曾沿滇藏“茶马古道”到大理一带传教。《滇释记》载:“赞陀崛多尊者又曰释里达多,西域人,自摩迦陀国来,又号摩迦陀,游化诸国,到鹤庆又腾越州至宝峰山、长洞山二处,阐喻迦法、传阿叱力教。”这释里大多到大理一带,约在公元八世纪。
对滇西北一带的藏传佛教文化可以以迪庆州香格里拉的归化寺为例进行描述。
进入滇西北藏区,在浓浓的酥油茶味中,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拥有独特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具备最充实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特殊区域。在这块“茶马古道”必经地及茶马交易的藏民族集聚地,我们发现了藏文化同滇域文化的相似性和藏文化自身的特异性。藏民族的文化、语言、宗教紧密结合,这些我们可以从滇域藏文化的积淀地归化寺中看到。
宗教对于藏民来说,无疑更具一种特殊的意义。他算是藏族的一种精神支柱。藏文化之所以独具魅力,宗教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徒们一生著书建寺,传播文化,而且广收弟子。他们有着严格的戒律,具有完备开放的教学组织,有着自身的佛教哲学基石,讲求所谓的“缘起性空”等观念。显然,他们创立了及完备、精细的教义教法体系。当然,这些教徒懂得同世俗人民的联系,因而能够在群众中受到普遍的欢迎。这里所看到的归化寺,便属喇嘛教。其实“喇嘛”一词并非是指所有僧侣,他仅仅是指尊师而言。
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僧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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